文/倪一宁
今年五一我顺路回了一趟绍兴。
家里还摆着钢琴，很久没人弹了。我把琴盖打开，随便按下一个键，感觉往事就会扑簌簌地随着空气振动掉落下来。
我们家楼上住过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们常一起玩。那时我已经开始学钢琴，每天被规定要弹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不只是把我放在琴键缝里细细磨。
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件事，当我在家练琴的时候，如果楼上的姑娘下来找我玩，我妈就会假装开明地放我去玩，等我回来，她大概也忘了我没有弹满一小时这件事了。
到如今我也忘不了姑娘在门口探出头说的那句：“在吗？”如同天降神兵。所以我们就约好，以后我每次弹《水边的阿狄丽娜》的时候，她就下来找我。
直到有天，有客人来我们家，我被要求弹奏点什么，思来想去，最熟的就是《水边的阿狄丽娜》。弹到一半，有人敲门，我去开，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下来，我家有客人呢。”她耿直得要命，问我：“你不是弹了我们的暗号吗？”
……
那天，我真的是被我妈追在屁股后面打。
小姑娘们一起玩，当然也会吵架。但我们的道歉方式好简单，我只要冲上楼，拍她家的门，问一声：“你在吗？”不管吵得多凶，好像只要拍一拍门，她就会在里头瓮声瓮气地说：“我在。”
记忆里的夏天都是混淆在一块的，凉拖，短裤，没完没了地剥着盐水毛豆吃。
只有2005年例外。那一年，李宇春出现了。
而我家楼上的姑娘，成了她的忠实拥趸。我陪她买完了附近街边小店所有李宇春的海报和贴纸。
2006年，我们升入初中，她在隔壁班。
她上初中的时候很朋克，上课下课耳朵里都塞着耳机，跟全班女生关系都紧张，跟男生都特别玩得来。老师把粉笔丢到她桌子上，她轻轻捡起，回扔过去。
我也没安分到哪里，上着奥数课，手边摊着习题集，其实紧张地在草稿纸上写小说。
她是我的小说的第一个读者。那时我太小了，也不讲究布局和构思，主要就是把我们看不爽的人，一个个写进去，让人家出门被盆栽砸中什么的。当然她也是我笔下的主角，某一天被星探挖掘，从此成为闪闪发光的大歌星。她看了很感动，说：“我觉得你会成为很牛的小说家的。”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没有想过真的以写小说为业，不为别的，主要是我觉得写小说会很穷很苦。但她是真想像李宇春一样自由自在地唱歌。每个周末，她都拉我去KTV练歌，我们只包得起两个小时，她唱，我坐着听，拿手铃给她欢呼。
她唱过《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唱过《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歌词都写得很缠绵，但我们当时对爱情毫无兴趣，我们只想成为牛X闪闪的大人，站在舞台中央，所有的灯都为自己点亮。
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她妈妈想把她送出国，去念会计，但是她不肯。她说：“我要留下来，我要考音乐学院，我要唱歌。”
她妈妈努力跟她沟通，沟通不成，就打她，她被打急了就离家出走了。她妈妈来找我，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你给她打个电话，就说你去看她，然后带着我去找她。”
我居然就真的带着她妈妈去找她了。她当时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那朋友是玩乐队的，染黄毛，扎鼻环，反正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她把门打开，看到是我，然后再看到她妈妈，立马就崩溃了，她说：“你背叛我。”
但我当时没什么愧疚感，觉得她再跟这种朋友混下去，就废了，我要把她拉回正途。她再也不跟我说话了。我每天上学前，去敲她家门，问她：“在吗，一起走吗？”再也没有了回应。
到后来，每天早晨去上学，不是下楼而是先上楼敲门，成了我的习惯。直到有天我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她家门前，抱着书包号啕大哭，我在门外问她：“你明明就在，为什么不理我啊？”
终于她冲出门来，眼睛通红地看着我，她问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啊？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会成为很棒的歌手啊？”
我后来就去杭州念高中了。学校里也有玩乐队的人，男生在台上拨吉他唱《海阔天空》和《光辉岁月》，底下一群小姑娘嗷嗷叫。这时候我总会想起她，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只有QQ，我只能跨越太平洋问她：“在吗？你在那边都顺利吗？”
有天我在晚自习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是她。她没有自报家门，但我还是靠声音很轻易分辨出那是谁，她小声问我：“在吗？”
我说：“嗯。”
我看了看，那是个来自北京的号码，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她说：“我回国了，我还是想唱歌，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声乐老师，他答应收我为徒了，我要拜师。”
我沉默一会儿，说：“那你找我干吗呢？”
她说：“你借我两千块钱吧，我瞒着爸妈回来的，我没钱了。”
我当时很纠结，我很怕她一个人流落在外没钱被欺负，我其实下意识很想告诉她爸爸妈妈，可是又想起初三的时候，她愤愤地说“你背叛我”的样子。
我到底还是偷偷把钱转给了她。这个跟我懂不懂音乐、是不是热爱李宇春没关系，作为朋友，我理当支持她每一个形状滑稽的梦想。
然而尴尬的是，那个老师是个骗子。她没钱买回加拿大的机票，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家。她父母震怒，连带着借钱给她的我也很尴尬。
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是去年，我妈说，她彻底回国定居了，在北京后海的酒吧里当驻唱歌手。
也是那一年，我用做错事很愧疚的语气跟我妈说，我真的还挺喜欢写小说的。
我长大了。
我觉得绍兴是个好小好小的城市，市中心都可以用脚步丈量完。
长大后，低头变得好难，
会讲很多恭维的话，
就是不太会老老实实说一句“对不起”。
我尽量过健康的，容易被世俗接纳的生活。我喝排毒果汁，每周健身三次，早睡早起。我恨不得在自己脑门儿上写“无害水果”。
我的朋友有很多，但我常觉得很寂寞。
我假装人畜无害，每个朋友都捏着我的脸说：“你怎么那么可爱。”我心思细密，特别记仇，谁对我说过什么重话，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过得挺好，但我不算快乐。
我跟朋友聊起过这一桩往事。我很认真地问他：“到底是上初三时的我做得对，还是高中时候，那个偷偷借钱给她的我做得更正确？”
朋友说：“当然是初中时的你脑子清楚。世界上很多人有梦想，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天赋，很多人的梦想就该越早抹杀掉越好，才能安心做个普通人。”
我说：“可是她现在在酒吧驻唱，应该也挺快乐。”
朋友露出轻蔑的神情，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他认为快乐是个主观概念，但它是有客观标准的。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路有没有选对，当然是可以被评判的。在朋友看来，她就是被自己的妄想耽误了。
我很想反驳他，可是我这个人，越气愤的时候嘴越笨，我脑子里突然闪过的，是我妈当年对着英语老师说的那句：“我们家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跟他说：“那可能，我也是个没什么天赋却空有梦想的普通人，你也看错我了。”
这不是气话。很可能，我们都是没什么天赋却空有梦想的普通人。
可是我总记得，在我笔法幼稚得要命的时候，就有人兴奋地每天催着要看我写的小说；在我都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有人说：“我觉得你会写出很好看的小说的。”
长大后拼命跟世界要认同感，但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身后了。就像很多年前，我弹《水边的阿狄丽娜》，类似于朝楼上的她发问：“你在吗？在吗？”而她永远都用敲门声回答我：“我在。”
我还想说，长大后，低头变得好难，会讲很多恭维的话，就是不太会老老实实说一句“对不起”。
我很羡慕小时候，只要拍一拍她家门，吼一声“在吗”，就能把积攒的怨气清零。
我后来想，“在吗”是世界上最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后面跟着的，都是一些我们觉得难以启齿的话。
在吗，我还是挺想你。
在吗？很多年后，还是觉得欠了你一句对不起。
又或许，很多的“在吗”，是在试探，在追问，寥廓世界里，你是不是我仅有的同盟？
每当想起当年那个用一句“在吗”拯救了我一下午的她，我都会打开电台听歌，让思绪回到那年，让自己听见回忆。
更新时间: 2019-11-18 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