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卷耳白
△|楔子
二〇〇〇年的夏天，我收到旧居要拆迁的消息。整理旧物时，我找到一本落满灰尘的日记本。日记本的第一页标注着日期：一九九〇年，春。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国潮正热。我父亲作为侨联负责人，时常会组织一些联谊活动。而我第一次见到白津渡，就是在一九九〇年的初春，交大新村的侨联晚会上。
当时我刚采风回来，原本只想偷偷溜回家里睡觉，不巧在社区的餐厅门口撞上了喝得满面红光的父亲，吩咐我去地下室帮他们拿酒。
社区的地下室里除了酒就是一些杂物，那日却难得有人，是个男孩。男孩目测比我大不了多少，海蓝色的衬衫松松地塞进裤子里，正仰着头喝酒，冒着气泡的啤酒流过喉咙，发出咕咚声。目光触及我时，他的眉眼微微地弯了弯。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到日本鬼怪故事里的小狐狸。
我们在昏黄的地下室里四目相对，楼道上响起脚步声，舒晴清亮的声音传来：“津渡哥哥，津渡哥哥，你在这儿吗？”
男孩退到门后，等舒晴探进半个身子时，他才一把抓住她。舒晴被吓了一跳，乖巧地站着没动，眼眶里水汪汪一片。男孩似乎觉得她这副模样很有趣，慢慢地低下头去。
关键时刻，我适时地清了清嗓子。
舒晴见到我像见了鬼：“雯……雯荻姑姑。”
“你们能等我拿完酒再继续吗？”我问。
舒晴瞪了我一眼，连耳垂都是红的，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男孩慢悠悠地跟上去，经过我身边时脚步一顿：“你就是章雯荻啊！”
我还在等待下文，他已经走了。
在之后的晚宴上我才知道他的身份。晚宴的主角是一位从日本归来的工程师，姓白，他们都喊他“白工”。这个男孩是白工的独生子，因为日本正放春假，便跟着父亲回了国。他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白津渡。
入夜后，一群人去游外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他们走远，舒晴脚步轻盈地走在前面，白津渡则双手插兜，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我的床头有一本日本鬼怪故事书，叫《百物语》。《百物语》里有一些关于狐狸的俳句。后来，我把其中一句用蓝色钢笔抄写在新买的日记本上——狐狸化作公子身，灯夜乐游春。
若干年后，我才发现一切早有预兆。有些人，有些事，就像鬼怪妖异，幻梦一场。
△|2
我叫章雯荻，出生在书香世家。
我的爷爷是交通大学的教授，父亲和大伯父毕业于名牌大学，就连比我小十个月的小侄女舒晴亦成绩优异，前程似锦。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有我是个例外。我是知青子女，在小城镇长大，后来才回到上海。
章家人的优良基因我一样都没遗传到。我长相平凡，成绩差，脾气倔，又不听话。父亲几次试图改造我，均以失败告终。父女间的矛盾在我迷上摄影、旷课跑去打工赚钱只为买一台相机的时候达到顶峰。
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父亲从此不再管我。很快，我便成了左邻右舍的长辈嘴里经典的反面教材。
那日白津渡说，你就是章雯荻啊，大概也有这一层深意。但我懒得细究，只当他是个过客。我万万没想到这位过客有朝一日会不经我同意便闯入我的世界。
那个年代的交大新村，房子鳞次栉比，我的房间同白津渡的只有一墙之隔。站在窗口，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房门开着，阳台的晾衣竿上挂着他刚洗好的T恤。T恤在艳阳下迎风鼓动，如同透明的帆。
父亲很喜欢白津渡，时常邀请他来家里玩。家里不是没住过客人，但从来没人踏入过我的房间。可白津渡却是个异类，某天我正在整理衣柜，他竟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我冷眼瞪着他：“没人教过你不能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吗？”
他耸耸肩：“你爸说我可以把这里当自己家。”
这人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赖？
他悠闲地靠着墙，环顾我的房间：“跟舒晴那儿完全不一样。”
我揶揄他：“你经常去舒晴的房间？”
“不算经常。”他说。
可他很快就被打脸。吃过午饭，我路过舒晴的房间时，看到他同舒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当时傅艺伟版本的《封神榜》正在热映。
我一脸讥讽。他似乎有所感应，忽然回过头来：“去哪儿？”
“图书馆。”
我撒谎了，其实我是去郊外采风。可惜谎言被揭穿得太快，白天我还嘲讽白津渡，晚上就轮到我自己了。
我在郊外拍油菜花，错过了末班地铁，转了两趟巴士才到家。因为走得太急，我在过道上同人相撞，相机掉在了地上。那人帮我把相机捡了起来，是白津渡。
“你总是带着相机去图书馆？”他嘲讽地看着我。
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之后我们一直没有交集，直到初夏的某个晚上，楼里保险丝烧坏了，整栋楼都断了电。我靠在窗口抽烟，尽管我有一年的烟龄，但抽得并不多。
“没人知道你抽烟吧？”白津渡忽然从墙那边探过头来。
我当他是空气。
“不分我一支？”
烟落在他家阳台的地上。他捡起来，咬着烟蒂，声音里带着含糊的笑意：“七星啊……还以为是在日本呢。”
我们在冗长的夏夜里吞云吐雾，耳边只有知了不知疲倦的叫声。我问他：“日本好吗？”
“我喜欢日本，但不喜欢日本人。”他说。
“我不喜欢上海，也不喜欢上海人。”我说。
“你不也是上海人吗？”
“不是。”
来上海两年多了，我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异乡人，那种游离在外的感觉从未变过。
记得刚来上海那会儿，堂嫂带着我和舒晴去吃肯德基。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开在外滩边的东风饭店里，那是我第一次吃西式快餐，番茄酱洒了一身。舒晴远远地看着我，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我不会说上海话，小区的邻居喜欢喊我“乡下小囡”，总是在背后议论我。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无法去亲近别人。
这些话我从未对人说过，也许因为和他隔着一道墙，说出来觉得无比轻松。
白津渡靠着栏杆，等我说完，才闷闷地笑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时会联想到狐狸了。他有一双狭长的眼睛，笑起来眼角微微上挑，带着一点点狡猾，还有一点点漫不经心。
“其实交朋友没这么难。”他说。
烟抽完了，我在易拉罐上摁灭烟头，没打招呼就走了。
“一起抽过烟，就算是朋友了。”他在我身后说。
△|3
从那天开始，我们时常在深夜各自占领家中的一隅抽烟。倘若不是因为母亲从日本寄来的那封信，白津渡于我，大概永远只是一个邻居罢了。
三年半以前，母亲结束了跟父亲那段维持多年的异地婚姻，远嫁日本。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信上说，她希望我去日本读书，入学考试和学费都不用我操心。
我把信给父亲过目，他问我有何想法。我知道他是想我去的，我去了日本，既不用他再操心，又给他挣了面子，一举两得。
“我想想。”我说。
从父亲房里出来，经过舒晴的房间时，我听到她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我跟雯荻姑姑其实不熟，她们乡下来的人脾气都怪怪的。”
我几乎能想象舒晴说这句话时吐了吐舌头，一派天真的模样。
那天晚上，我得知舒晴向堂哥提出想去日本留学。事发突然，只有我能猜到原因。能让一个女孩如此坚决的，除了爱情，还有什么？
也就是在当晚，我告诉父亲，我决定去日本。
一切按部就班，我和舒晴都申请了白津渡在读的学校。一来那所大学通过率较高，二来也好互相照应。
临行那天，全家人送我们出门。舒晴满心的雀跃藏不住：“幸好跟津渡哥哥在同一所学校，我还怕到那边会遇到坏人呢。”
大家都笑，我说：“放心吧，日本治安很好，不会有像沈星那样的人的。”
和谐的气氛被我破坏了，舒晴一时间面白如纸，其余人也神色各异。全场只有白津渡一个局外人——他的目光饶有兴致地落在我的身上。
后来我去车的后备厢处摆放行李，他跟着我：“虽然我不知道沈星是谁，但你刚才是故意的吧？那天在门外你都听到了。”
我没否认。他感叹：“真是睚眦必报啊！”
“我们乡下人心眼小。”
他认真打量我：“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狮子吗？头发和眉毛都又硬又密，像狮子的鬃毛，脾气也像。”
这是夸奖还是讽刺？
“那你是什么？狐狸？”
他摊手：“可惜狮子不吃狐狸。”
“狐狸喜欢吃兔子。”我意有所指。
那头，舒晴正依依不舍地跟父母告别，眼睛红红的，像一只兔子。
然而世间万物都无法用一种动物来概括。兔子也会咬人，狐狸并非总是狡猾的。而狮子，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勇敢。等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一九九〇年秋天，我和舒晴跟着白津渡一道远赴日本求学。
当轮船的汽笛声响起时，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心里各占一半。当时谁都不知道，自此之后许多年，我们三个人的命运轨迹就像藤蔓，沉默、固执地缠在了一起。
那次远行，除开必需品，我只带了两样东西——相机和那本《百物语》。去日本之前，我对那个岛国所有的印象都来自这本书。
就这样，在金秋九月，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我学的是日本文学，舒晴在传媒系。白津渡读的是电子信息专业，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要快速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最好的方法便是先融入那里的社交圈。不得不说，白津渡在这方面天赋异禀。而我跟他正相反，只好跟那些片假名和平假名死磕。
那段日子我忙得连最珍爱的相机都没碰过，第一次有幸走出校门，还是拜一堂公开课所赐。
在公开课上，那位知名学者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将罪大恶极的侵华战争粉饰成了正义之战。我正忍无可忍，忽然听到有人用纯正的日语说：“不敢面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扭曲、篡改历史……老师，这就是日本所尊崇的忠诚、信义的武士精神吗？”
在三排开外，白津渡笔直地站着。底下的议论声一阵高过一阵，白津渡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走出了教室。几乎同时，我也跟了上去。门关上时，那位学者恼羞成怒地将手中的粉笔砸了过来。
我们一前一后走到操场上，被凉风一吹，心里那股子热血才慢慢冷却下去。
“哎。”白津渡回过头。我说，“没想到啊！”
“我是中国人啊！”他说，“你呢？为什么跟出来？”
“我也是中国人。”我说。
也许人在异国，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两个字所包含的意义。
白津渡深深地看了我一会儿：“敢逃课吗，同胞？”
我愣了愣，他双手插兜朝前走：“走，带你环游富士山。”
那是我大学生涯中第一次逃课。
我们各自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河口湖边的红叶回廊慢慢地骑。天空湛蓝，湖水潋滟，芦苇金黄，枫叶正红，远处的山峰戴着积雪做成的白色绒帽。据说这座活火山已经沉睡了三百年，不知何时会爆发，就像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一样。
在回去的时候，的士车里放着山口百惠的《曼珠沙华》，像极了山口组成员的司机大叔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问我们从哪里来。
我说：“富士山。”
他问我：“在东京看到过富士山吗？”
原来在东京有许多可以望见富士山的小路，或许某次不经意间抬头，就能看到富士山那一角白茫茫的山尖。太阳正慢慢西沉，在富士山顶停住，像是一把火，燃烧了整座富士山的雪，如钻石般光芒万丈。
白津渡对我说：“恭喜你看到钻石富士山。”
大自然多奇妙，那一刻，我的心猝不及防地被击中。
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公开课上的举动已经传遍了整个校园。
隔天，我在宿舍楼下遇到了来找白津渡的舒晴。
舒晴问白津渡：“你们后来去哪儿了？”
“富士山。”白津渡说。
说完，白津渡看到了我，朝着我微微一笑。他把战火烧到我的身上，然后悠闲地隔岸观火。
果然，舒晴将一切都算到了我的头上：“章雯荻，你可以不好好念书，但别影响别人。”
离开了家，舒晴再也没喊过我“姑姑”。而我也不想再让着她，于是我说：“我就是喜欢影响别人，别人也乐意受我的影响。”
没料到我这么无赖，舒晴气得快哭了。
“行了，别装了。”我走近她，“章舒晴，人在做，天在看。”
舒晴蓦地抬起头，盯着我。我笑了笑，自顾自地走出校门，坐在花坛边抽烟。
一支烟抽完，白津渡也出来了，挨着我坐下：“沈星到底是何方神圣？”
沈星。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清瘦的身影。那个内向的男孩，我们甚至都没说过几句话。
“沈星是我们家的家庭老师。”
沈星曾是舒晴的家庭老师。某一天，堂嫂推开门，发现屋内的俩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后来舒晴哭诉是沈星趁着补习的时候想要对她做不轨之事，一周后，沈星被学校开除了。
故事到这里原本就应该结束了，然而几天后，沈星却跳楼身亡。从此，他的名字成了章家的禁忌，只有我时不时地说出来刺激舒晴。
《百物语》上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鬼。那是舒晴心里的鬼，我知道。
△|4
大吵一架过后，我同舒晴见面亦作不识。直至春节前夕，母亲打电话给我，要我们仨一起去她家里过除夕，我才去宿舍找她。
那日，我同白津渡约好了在学校的停车场碰头。临行前，舒晴被一个电话拖住了。电话是堂哥堂嫂打来的，顾不上是国际长途，一打就是半小时。我没等她，直接出了门。
于是那个除夕夜，我带着白津渡去了母亲家里。
母亲的家在东京目黑区的一栋日式宅子里，屋后就是由西北流向东南的目黑川河。一个黝黑的小男孩给我们开门，是母亲的次子，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吉田翔太。我在照片上看到过他。
母亲和她的现任丈夫吉田绪方一道将我们迎进屋，我们五个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翔太用日语悄悄问母亲我是谁，母亲告诉他：“是翔太君的姐姐哦。”
翔太躲在母亲身后，戒备地看着我这位空降的姐姐。他只会说日语，我或是中国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想我应该摸摸他的脸蛋以示亲切，可是我没有。父亲曾说我这种性格的人踏入社会肯定会吃亏。他说得对，我既不会撒娇也不懂得示弱，是个不讨喜的人。
倒是白津渡不知施了什么魔法，很快便赢得了小男孩的友谊。他们在一起玩恐龙，用日语大喊大叫。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客厅里只剩我同吉田绪方。他用蹩脚的中文说：“学校，你，是我。”
他是想告诉我，是他帮我和舒晴联系的学校。我竟然听懂了，用日语说：“谢谢。”
他也改用日语：“你母亲是我的妻子，我应该帮你。但，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
那时我已经基本掌握了日语的日常用语，何况他特地说得很慢。沉默半晌，我微笑着说：“毕业后我就会回我的祖国，吉田先生。”
那天母亲做了好几道家乡菜，可翔太嚷着要吃天妇罗，于是母亲又加了几道日本菜。
对于这样一顿“中日合璧”的年夜饭，我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临走前，我用日本式的礼节鞠躬，谢谢他们的款待。
走出屋子，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白津渡调侃我：“你怎么好像刑满释放？”
他倒是形容得准确。
我说：“你不会明白的。”
他这样一个生长在健全家庭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会喝酒吗？”他问我。
我不置可否地看着他。
“走吧。”
“去哪儿？”
“过除夕。”
白津渡带我去的那家餐馆在池袋，祖籍潮汕的老板刀哥正热火朝天地准备年夜饭。小小的馆子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每张桌上都放着老板友情赠送的海鲜饺子和糯米酒。
上菜的时候，刀哥瞥了我一眼，问白津渡：“女朋友啊？我说嘛，还是中国女孩好。”
刀哥走后，我问白津渡：“你有过日本女朋友？”
“饭岛爱算不算？”他说。
我不知道饭岛爱是谁，只听到满屋子的男人哄堂大笑。
白津渡适时地转移了话题：“你知道在国外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摇头。
“黄昏。”
异国的黄昏，心和肚子一样空空荡荡的。所以得先把肚子填饱，才不至于太凄惨。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国外过年。饺子鲜美，糯米酒甘醇，零点的钟声响起时，所有人都已喝得醺然。
“一起抽过烟、喝过酒，就算是朋友了。”临走前，刀哥对我说。
前几日北海道下了第一场雪，没过多久，日本各地都是白茫茫一片了。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回了学校，我扶着白津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积雪里。他真是沉，似乎把全身的重量都依附在了我身上。
我停下来喘口气，拍了拍他的脸：“还能自己走吗？”
他眯了眯眼，对着我笑，嘴里呼出乳白色的热气。我伸手去推他，忽然看到不远处舒晴站在雪地里，脸蛋冻得通红，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
我踮起脚，双臂挂在白津渡的脖子上，下巴抵在他的肩上。从某个角度看过来，我们就像是一对在拥吻的情侣。我看到站在雪地里的人退了几步，很快便消失不见。
我松开手，几不可察地吐了一口气，听到头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做？”
我抬起头，见白津渡正注视着我。他的呼吸中还带着酒气，眼睛却清透，不像喝过酒。
“我醉了。”我面不改色地说。
他注视了我一会儿，垂下头，意味不明地笑了笑，没再问。
隔天我在学校碰到舒晴，她没提起除夕夜的事，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在校门口出现过。只是从那天开始，她身边的男生便如走马观灯似的换。
△|5
刚到日本时，我总觉得时光格外漫长。可转眼间，我和舒晴都已成了学姐。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们没有回国，因为日本最著名的夏祭就在那个时候举行。
夏祭开始于江户时代，从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面的冲绳，游行祭拜，美食歌舞，一起组成了日本的夏天。
舒晴那天穿着一件粉色的“浴衣”，那是一种夏天的和服。不知从何时开始，她已经越来越像日本女生。而我还是T恤加牛仔裤，全身上下唯一的装饰便是脖子上的相机。
广播里放着一首日本民谣，很久以后我把歌词翻译成中文，才知道唱的是：“在那个有你的夏祭，像身在遥远的梦里。好像是天上的焰火，绽放后无处寻觅……”
我把相机交给白津渡保管，自己则弯着腰，和一群穿着“浴衣”的小女孩一起认真地捞金鱼。
舒晴和一群朋友嬉闹着走过来，问白津渡去不去“试胆大会”，又扭过头对我说：“一起去吧。”
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态度很奇怪，好像我们之间不曾有过不愉快的回忆。很快我便知道她不是忘了，而是暂时蛰伏，寻找机会。
“试胆大会”是夏祭的传统节目，地点是在一家废弃已久的医院。游戏刚开始就有人讲了一个关于医院闹鬼的传说，气氛被渲染得十足恐怖。
我们被分成五组，沿途收集信物。
我在一间实验室里被满屋子的人体器官和骷髅模型吓了一跳，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落单了。角落里的那具骷髅模型突然动了，朝着我扑过来。出于本能，我抬脚就朝着骷髅的胯下踹去。下一秒，骷髅惨叫一声，捂着裆部夺门而出。
走出实验室门口时，我捡到了骷髅掉在地上的证件。照片上的人看上去很眼熟，是舒晴的某位追求者。
在底层的某个房间，我找到了白津渡，舒晴正害怕地往他怀里躲。他不着痕迹地退了一步，舒晴委屈地问：“津渡哥哥，你讨厌我？”
“不讨厌。”白津渡说。
“那你……喜欢我吗？”
这次只有一个字，我听到他说：“不。”
舒晴的眼眶顿时红了：“因为章雯荻？你喜欢她？”
白津渡抿着唇，没说话。这种沉默在舒晴看来等于默认，她哭着跑了出去。
在这种场合，我不知该现身还是该默默地走掉，直到白津渡朝着我的方向走来：“你看够了吗？”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走了出去。
“你的队友呢？”他问我。
“我迷路了，被一具骷髅袭击。”我把那张学生证递给他。
他低头看了一眼，喃喃：“好像是传媒系的。”
“嗯，和舒晴同系，而且，在追她。”
白津渡抬头看了我一眼，他那么聪明，很快便猜到我心里所想。
舒晴让那个男生一早躲在我必经的实验室里，装成骷髅来吓唬我。而她就制造机会和白津渡单独相处，流露真情。
她真是用心良苦，只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梦。
黄昏的时候，我们回到学校。在路上，我问白津渡：“你是不是太直接了点？”
“欺骗才是最大的残忍。”
“你不想骗她，也用不着拉我下水啊！”
他沉默了一瞬，似乎在思考，最后说：“我不想骗舒晴，也不想骗我自己。”
我一怔，与他四目相对。大团的焰火在天空中绽开，他的眼睛里也落满了烟花，忽明忽暗的，如同蛊惑人心的幽灵。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永远无法忘怀。随着咸湿的海风一去不回的，不单是岁月光阴，还有我们的青春，和那些懵懂却呼之欲出的情愫。
△|6
夏祭之后，舒晴再也没有找过白津渡。那年暑假回国，她也没跟我们同行。我猜她应该是在刻意地避开我们，但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如同当年沈星出事之后，她也能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
倘若不是那场地震，我大概不会知道自己猜错了。
从一九九〇年秋天开始，我在日本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很久以后，我还是会想起当时的光景。我会想起富士山，想起东京铁塔，想起北海道的雪和奈良的鹿。当然，还有总是不期而至的海啸或地震。
一九九三年，神户发生地震，东京也受到影响。当时整座校园还在沉睡中，我从睡梦中惊醒，只觉得房屋倾斜，柜子里的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同寝室的日本女生极为冷静地带着我们跑出宿舍楼，来到操场上。
除了几个胆大的日本男生，当天没有人再回宿舍，我们在操场上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到底层的大礼堂里暂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我的相机还在宿舍里。
飞奔出礼堂时，我撞到了白津渡。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拿相机。”
“现在？随时会有余震。”他觉得我是疯了。
我没理他，自顾自地往前跑。他追上来拽住我：“站在这儿等！”
我来不及叫住他，他已经跑得很远。我站在原地等他，远远地看到了舒晴。她正四处张望，看到我后，飞快地跑过来：“白津渡呢？你看到白津渡了吗？”
“上去了。”我望向那栋摇摇欲坠的宿舍楼。
下一刻，舒晴朝着宿舍楼狂奔而去，我怎么喊她她都置若罔闻。她是一个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跑，然后一头扑到从楼里出来的白津渡的怀里，如同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而白津渡的手里还拿着我的相机。
那一刻，我的心里也经历了一场地震。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爱一个人可以这样奋不顾身。
地震过去后不久，学校提前放了假。准备离校时，舒晴的室友来找我，说舒晴病了。
舒晴患了严重的感冒，躺在床上死气沉沉的。我退了机票，留在学校照顾她。她大概是病得没力气再折腾，那几日我们之间难得地平心静气。
其间白津渡曾找过我，我告诉他舒晴病了，让他等假期过后再把相机给我。那会儿我不知道他并没有回国，在我和舒晴说起沈星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外。
那是舒晴第一次主动提及沈星，因为感冒，她的声音又沙又哑：“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吧？”
是的，我都知道。知道沈星从未对舒晴做过什么，知道舒晴说了谎。
沈星死后，舒晴好长一阵子都会做噩梦，堂嫂一直陪着她。那晚我半夜起来喝水，刚巧听到了她和堂嫂的对话。
心高气傲的舒晴遇到了从来不正眼看她的沈星，她很想知道沈星究竟怎样才会失控，于是想到了一个恶作剧，在补习时突然抱住了他。没想到那一幕刚好被撞破，情急之下，她便撒了一个谎。
一句谎言，让一个无辜的人万劫不复。
舒晴把头埋在被子里：“我不知道会这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章雯荻你看，白津渡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
我想告诉她，即便她受到再多的惩罚，沈星也回不来了。但我看着她一颤一颤的肩膀，终究什么也没说。
我看过一本日文诗集，里面有一句话，说“恋爱中空腹则生，满腹则死”。爱情就像吃饭，七分饱最好，难的是我们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是饥饿过度就是暴饮暴食。
我想出去透透气，一转身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白津渡。他立在阴影里，不知来了多久。
我们一起下楼，假期里的校园冷冷清清。白津渡停下脚步，回过头：“你喜欢沈星？”
我沉默了半晌，说：“不知道。”
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对沈星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
一开始我留意沈星，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后来我发觉我们真的很像，一样出生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一样喜欢把所有事放在心里，一样寂寞。
如果沈星还活着，或许我们连朋友都不是。可他走了，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那我呢？我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不同？”白津渡问我。
“没有。”我说。
“或许在刺激舒晴的时候，我还能派上一点用场。”他说。
我以沉默回答。
他眼睛里的光缓缓熄灭，低头笑出声：“章雯荻，你还真是直接，一点念想都不给我留。”
“欺骗才是最大的残忍，你说的。”
天色慢慢暗下来，我说：“回去吧。”
“你先走。”他说。
我转过身，我知道他在看着我，但我没有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会忍不住告诉他，他在我心里其实是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辜负。
我想纯粹地爱一次，心无芥蒂，清白而勇敢地，在我真正懂得爱之后。
那是我同白津渡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再没联系过。
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祖国。我拒绝了父亲的安排，开始拍摄一些照片寄给国外的摄影杂志。
而白津渡则留在了日本。
一九九六年，我的一组照片获得了摄影大奖。
同年春节，我去日本看望母亲。临走前，母亲恋恋不舍地抓着我的手：“你怨我吗？”
我摇摇头：“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走到玄关时，我回过头，见吉田绪方正在和母亲说话。母亲原本满脸愁绪，不知他说了句什么，她立刻就笑了。在我的记忆里，从未看到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过那样的互动，他们总是相敬如宾。
爱情究竟是什么？
柔和的阳光打在地板上，我忽然觉得眼睛酸涩。
我想告诉母亲，我早就不怨她了。她走后，日本于我有了特殊的意义。所以某天路过书店时，我买了那本《百物语》。似乎这样，我和母亲之间就依旧有关联。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我还是那个不会撒娇也不讨人喜欢的女孩。
△|尾声
二〇〇〇年的冬天，我收到一个包裹。包裹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在那个一九九二年的夏天，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弯着腰，专心致志地捞着金鱼的，二十岁的我。
我拍过许多风景，却不知曾几何时自己也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我把照片摊在阳光下，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也有过那样美丽的时刻。
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凑过来说：“章，拍照的人一定很爱你。”
我回答不出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的人生长河中有一道分水岭。那道分水岭，是一九九〇年的初春，我在地下室里第一次见到那个叫白津渡的男生。
从此，我有两半人生，喜忧参半。
所有的忧愁总有一天都会释怀，而你赠我的欢喜，我会藏在心底。
更新时间: 2020-09-09 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