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曲1990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31日 / 分类:青春风铃 / 睡前故事

恋曲1990

文/卷耳白

△|楔子

二〇〇〇年的夏天,我收到旧居要拆迁的消息。整理旧物时,我找到一本落满灰尘的日记本。日记本的第一页标注着日期:一九九〇年,春。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国潮正热。我父亲作为侨联负责人,时常会组织一些联谊活动。而我第一次见到白津渡,就是在一九九〇年的初春,交大新村的侨联晚会上。

当时我刚采风回来,原本只想偷偷溜回家里睡觉,不巧在社区的餐厅门口撞上了喝得满面红光的父亲,吩咐我去地下室帮他们拿酒。

社区的地下室里除了酒就是一些杂物,那日却难得有人,是个男孩。男孩目测比我大不了多少,海蓝色的衬衫松松地塞进裤子里,正仰着头喝酒,冒着气泡的啤酒流过喉咙,发出咕咚声。目光触及我时,他的眉眼微微地弯了弯。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到日本鬼怪故事里的小狐狸。

我们在昏黄的地下室里四目相对,楼道上响起脚步声,舒晴清亮的声音传来:“津渡哥哥,津渡哥哥,你在这儿吗?”

男孩退到门后,等舒晴探进半个身子时,他才一把抓住她。舒晴被吓了一跳,乖巧地站着没动,眼眶里水汪汪一片。男孩似乎觉得她这副模样很有趣,慢慢地低下头去。

关键时刻,我适时地清了清嗓子。

舒晴见到我像见了鬼:“雯……雯荻姑姑。”

“你们能等我拿完酒再继续吗?”我问。

舒晴瞪了我一眼,连耳垂都是红的,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男孩慢悠悠地跟上去,经过我身边时脚步一顿:“你就是章雯荻啊!”

我还在等待下文,他已经走了。

在之后的晚宴上我才知道他的身份。晚宴的主角是一位从日本归来的工程师,姓白,他们都喊他“白工”。这个男孩是白工的独生子,因为日本正放春假,便跟着父亲回了国。他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白津渡。

入夜后,一群人去游外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他们走远,舒晴脚步轻盈地走在前面,白津渡则双手插兜,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我的床头有一本日本鬼怪故事书,叫《百物语》。《百物语》里有一些关于狐狸的俳句。后来,我把其中一句用蓝色钢笔抄写在新买的日记本上——狐狸化作公子身,灯夜乐游春。

若干年后,我才发现一切早有预兆。有些人,有些事,就像鬼怪妖异,幻梦一场。

△|2

我叫章雯荻,出生在书香世家。

我的爷爷是交通大学的教授,父亲和大伯父毕业于名牌大学,就连比我小十个月的小侄女舒晴亦成绩优异,前程似锦。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有我是个例外。我是知青子女,在小城镇长大,后来才回到上海。

章家人的优良基因我一样都没遗传到。我长相平凡,成绩差,脾气倔,又不听话。父亲几次试图改造我,均以失败告终。父女间的矛盾在我迷上摄影、旷课跑去打工赚钱只为买一台相机的时候达到顶峰。

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父亲从此不再管我。很快,我便成了左邻右舍的长辈嘴里经典的反面教材。

那日白津渡说,你就是章雯荻啊,大概也有这一层深意。但我懒得细究,只当他是个过客。我万万没想到这位过客有朝一日会不经我同意便闯入我的世界。

那个年代的交大新村,房子鳞次栉比,我的房间同白津渡的只有一墙之隔。站在窗口,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房门开着,阳台的晾衣竿上挂着他刚洗好的T恤。T恤在艳阳下迎风鼓动,如同透明的帆。

父亲很喜欢白津渡,时常邀请他来家里玩。家里不是没住过客人,但从来没人踏入过我的房间。可白津渡却是个异类,某天我正在整理衣柜,他竟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我冷眼瞪着他:“没人教过你不能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吗?”

他耸耸肩:“你爸说我可以把这里当自己家。”

这人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赖?

他悠闲地靠着墙,环顾我的房间:“跟舒晴那儿完全不一样。”

我揶揄他:“你经常去舒晴的房间?”

“不算经常。”他说。

可他很快就被打脸。吃过午饭,我路过舒晴的房间时,看到他同舒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当时傅艺伟版本的《封神榜》正在热映。

我一脸讥讽。他似乎有所感应,忽然回过头来:“去哪儿?”

“图书馆。”

我撒谎了,其实我是去郊外采风。可惜谎言被揭穿得太快,白天我还嘲讽白津渡,晚上就轮到我自己了。

我在郊外拍油菜花,错过了末班地铁,转了两趟巴士才到家。因为走得太急,我在过道上同人相撞,相机掉在了地上。那人帮我把相机捡了起来,是白津渡。

“你总是带着相机去图书馆?”他嘲讽地看着我。

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之后我们一直没有交集,直到初夏的某个晚上,楼里保险丝烧坏了,整栋楼都断了电。我靠在窗口抽烟,尽管我有一年的烟龄,但抽得并不多。

“没人知道你抽烟吧?”白津渡忽然从墙那边探过头来。

我当他是空气。

“不分我一支?”

烟落在他家阳台的地上。他捡起来,咬着烟蒂,声音里带着含糊的笑意:“七星啊……还以为是在日本呢。”

我们在冗长的夏夜里吞云吐雾,耳边只有知了不知疲倦的叫声。我问他:“日本好吗?”

“我喜欢日本,但不喜欢日本人。”他说。

“我不喜欢上海,也不喜欢上海人。”我说。

“你不也是上海人吗?”

“不是。”

来上海两年多了,我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异乡人,那种游离在外的感觉从未变过。

记得刚来上海那会儿,堂嫂带着我和舒晴去吃肯德基。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开在外滩边的东风饭店里,那是我第一次吃西式快餐,番茄酱洒了一身。舒晴远远地看着我,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我不会说上海话,小区的邻居喜欢喊我“乡下小囡”,总是在背后议论我。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无法去亲近别人。

这些话我从未对人说过,也许因为和他隔着一道墙,说出来觉得无比轻松。

白津渡靠着栏杆,等我说完,才闷闷地笑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时会联想到狐狸了。他有一双狭长的眼睛,笑起来眼角微微上挑,带着一点点狡猾,还有一点点漫不经心。

“其实交朋友没这么难。”他说。

烟抽完了,我在易拉罐上摁灭烟头,没打招呼就走了。

“一起抽过烟,就算是朋友了。”他在我身后说。

△|3

从那天开始,我们时常在深夜各自占领家中的一隅抽烟。倘若不是因为母亲从日本寄来的那封信,白津渡于我,大概永远只是一个邻居罢了。

三年半以前,母亲结束了跟父亲那段维持多年的异地婚姻,远嫁日本。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信上说,她希望我去日本读书,入学考试和学费都不用我操心。

我把信给父亲过目,他问我有何想法。我知道他是想我去的,我去了日本,既不用他再操心,又给他挣了面子,一举两得。

“我想想。”我说。

从父亲房里出来,经过舒晴的房间时,我听到她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我跟雯荻姑姑其实不熟,她们乡下来的人脾气都怪怪的。”

我几乎能想象舒晴说这句话时吐了吐舌头,一派天真的模样。

那天晚上,我得知舒晴向堂哥提出想去日本留学。事发突然,只有我能猜到原因。能让一个女孩如此坚决的,除了爱情,还有什么?

也就是在当晚,我告诉父亲,我决定去日本。

一切按部就班,我和舒晴都申请了白津渡在读的学校。一来那所大学通过率较高,二来也好互相照应。

临行那天,全家人送我们出门。舒晴满心的雀跃藏不住:“幸好跟津渡哥哥在同一所学校,我还怕到那边会遇到坏人呢。”

大家都笑,我说:“放心吧,日本治安很好,不会有像沈星那样的人的。”

和谐的气氛被我破坏了,舒晴一时间面白如纸,其余人也神色各异。全场只有白津渡一个局外人——他的目光饶有兴致地落在我的身上。

后来我去车的后备厢处摆放行李,他跟着我:“虽然我不知道沈星是谁,但你刚才是故意的吧?那天在门外你都听到了。”

我没否认。他感叹:“真是睚眦必报啊!”

“我们乡下人心眼小。”

他认真打量我:“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狮子吗?头发和眉毛都又硬又密,像狮子的鬃毛,脾气也像。”

这是夸奖还是讽刺?

“那你是什么?狐狸?”

他摊手:“可惜狮子不吃狐狸。”

“狐狸喜欢吃兔子。”我意有所指。

那头,舒晴正依依不舍地跟父母告别,眼睛红红的,像一只兔子。

然而世间万物都无法用一种动物来概括。兔子也会咬人,狐狸并非总是狡猾的。而狮子,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勇敢。等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一九九〇年秋天,我和舒晴跟着白津渡一道远赴日本求学。

当轮船的汽笛声响起时,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心里各占一半。当时谁都不知道,自此之后许多年,我们三个人的命运轨迹就像藤蔓,沉默、固执地缠在了一起。

那次远行,除开必需品,我只带了两样东西——相机和那本《百物语》。去日本之前,我对那个岛国所有的印象都来自这本书。

就这样,在金秋九月,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我学的是日本文学,舒晴在传媒系。白津渡读的是电子信息专业,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要快速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最好的方法便是先融入那里的社交圈。不得不说,白津渡在这方面天赋异禀。而我跟他正相反,只好跟那些片假名和平假名死磕。

那段日子我忙得连最珍爱的相机都没碰过,第一次有幸走出校门,还是拜一堂公开课所赐。

在公开课上,那位知名学者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将罪大恶极的侵华战争粉饰成了正义之战。我正忍无可忍,忽然听到有人用纯正的日语说:“不敢面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扭曲、篡改历史……老师,这就是日本所尊崇的忠诚、信义的武士精神吗?”

在三排开外,白津渡笔直地站着。底下的议论声一阵高过一阵,白津渡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走出了教室。几乎同时,我也跟了上去。门关上时,那位学者恼羞成怒地将手中的粉笔砸了过来。

我们一前一后走到操场上,被凉风一吹,心里那股子热血才慢慢冷却下去。

“哎。”白津渡回过头。我说,“没想到啊!”

“我是中国人啊!”他说,“你呢?为什么跟出来?”

“我也是中国人。”我说。

也许人在异国,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两个字所包含的意义。

白津渡深深地看了我一会儿:“敢逃课吗,同胞?”

我愣了愣,他双手插兜朝前走:“走,带你环游富士山。”

那是我大学生涯中第一次逃课。

我们各自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河口湖边的红叶回廊慢慢地骑。天空湛蓝,湖水潋滟,芦苇金黄,枫叶正红,远处的山峰戴着积雪做成的白色绒帽。据说这座活火山已经沉睡了三百年,不知何时会爆发,就像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一样。

在回去的时候,的士车里放着山口百惠的《曼珠沙华》,像极了山口组成员的司机大叔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问我们从哪里来。

我说:“富士山。”

他问我:“在东京看到过富士山吗?”

原来在东京有许多可以望见富士山的小路,或许某次不经意间抬头,就能看到富士山那一角白茫茫的山尖。太阳正慢慢西沉,在富士山顶停住,像是一把火,燃烧了整座富士山的雪,如钻石般光芒万丈。

白津渡对我说:“恭喜你看到钻石富士山。”

大自然多奇妙,那一刻,我的心猝不及防地被击中。

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公开课上的举动已经传遍了整个校园。

隔天,我在宿舍楼下遇到了来找白津渡的舒晴。

舒晴问白津渡:“你们后来去哪儿了?”

“富士山。”白津渡说。

说完,白津渡看到了我,朝着我微微一笑。他把战火烧到我的身上,然后悠闲地隔岸观火。

果然,舒晴将一切都算到了我的头上:“章雯荻,你可以不好好念书,但别影响别人。”

离开了家,舒晴再也没喊过我“姑姑”。而我也不想再让着她,于是我说:“我就是喜欢影响别人,别人也乐意受我的影响。”

没料到我这么无赖,舒晴气得快哭了。

“行了,别装了。”我走近她,“章舒晴,人在做,天在看。”

舒晴蓦地抬起头,盯着我。我笑了笑,自顾自地走出校门,坐在花坛边抽烟。

一支烟抽完,白津渡也出来了,挨着我坐下:“沈星到底是何方神圣?”

沈星。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清瘦的身影。那个内向的男孩,我们甚至都没说过几句话。

“沈星是我们家的家庭老师。”

沈星曾是舒晴的家庭老师。某一天,堂嫂推开门,发现屋内的俩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后来舒晴哭诉是沈星趁着补习的时候想要对她做不轨之事,一周后,沈星被学校开除了。

故事到这里原本就应该结束了,然而几天后,沈星却跳楼身亡。从此,他的名字成了章家的禁忌,只有我时不时地说出来刺激舒晴。

《百物语》上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鬼。那是舒晴心里的鬼,我知道。

△|4

大吵一架过后,我同舒晴见面亦作不识。直至春节前夕,母亲打电话给我,要我们仨一起去她家里过除夕,我才去宿舍找她。

那日,我同白津渡约好了在学校的停车场碰头。临行前,舒晴被一个电话拖住了。电话是堂哥堂嫂打来的,顾不上是国际长途,一打就是半小时。我没等她,直接出了门。

于是那个除夕夜,我带着白津渡去了母亲家里。

母亲的家在东京目黑区的一栋日式宅子里,屋后就是由西北流向东南的目黑川河。一个黝黑的小男孩给我们开门,是母亲的次子,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吉田翔太。我在照片上看到过他。

母亲和她的现任丈夫吉田绪方一道将我们迎进屋,我们五个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翔太用日语悄悄问母亲我是谁,母亲告诉他:“是翔太君的姐姐哦。”

翔太躲在母亲身后,戒备地看着我这位空降的姐姐。他只会说日语,我或是中国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想我应该摸摸他的脸蛋以示亲切,可是我没有。父亲曾说我这种性格的人踏入社会肯定会吃亏。他说得对,我既不会撒娇也不懂得示弱,是个不讨喜的人。

倒是白津渡不知施了什么魔法,很快便赢得了小男孩的友谊。他们在一起玩恐龙,用日语大喊大叫。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客厅里只剩我同吉田绪方。他用蹩脚的中文说:“学校,你,是我。”

他是想告诉我,是他帮我和舒晴联系的学校。我竟然听懂了,用日语说:“谢谢。”

他也改用日语:“你母亲是我的妻子,我应该帮你。但,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

那时我已经基本掌握了日语的日常用语,何况他特地说得很慢。沉默半晌,我微笑着说:“毕业后我就会回我的祖国,吉田先生。”

那天母亲做了好几道家乡菜,可翔太嚷着要吃天妇罗,于是母亲又加了几道日本菜。

对于这样一顿“中日合璧”的年夜饭,我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临走前,我用日本式的礼节鞠躬,谢谢他们的款待。

走出屋子,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白津渡调侃我:“你怎么好像刑满释放?”

他倒是形容得准确。

我说:“你不会明白的。”

他这样一个生长在健全家庭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会喝酒吗?”他问我。

我不置可否地看着他。

“走吧。”

“去哪儿?”

“过除夕。”

白津渡带我去的那家餐馆在池袋,祖籍潮汕的老板刀哥正热火朝天地准备年夜饭。小小的馆子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每张桌上都放着老板友情赠送的海鲜饺子和糯米酒。

上菜的时候,刀哥瞥了我一眼,问白津渡:“女朋友啊?我说嘛,还是中国女孩好。”

刀哥走后,我问白津渡:“你有过日本女朋友?”

“饭岛爱算不算?”他说。

我不知道饭岛爱是谁,只听到满屋子的男人哄堂大笑。

白津渡适时地转移了话题:“你知道在国外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摇头。

“黄昏。”

异国的黄昏,心和肚子一样空空荡荡的。所以得先把肚子填饱,才不至于太凄惨。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国外过年。饺子鲜美,糯米酒甘醇,零点的钟声响起时,所有人都已喝得醺然。

“一起抽过烟、喝过酒,就算是朋友了。”临走前,刀哥对我说。

前几日北海道下了第一场雪,没过多久,日本各地都是白茫茫一片了。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回了学校,我扶着白津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积雪里。他真是沉,似乎把全身的重量都依附在了我身上。

我停下来喘口气,拍了拍他的脸:“还能自己走吗?”

他眯了眯眼,对着我笑,嘴里呼出乳白色的热气。我伸手去推他,忽然看到不远处舒晴站在雪地里,脸蛋冻得通红,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

我踮起脚,双臂挂在白津渡的脖子上,下巴抵在他的肩上。从某个角度看过来,我们就像是一对在拥吻的情侣。我看到站在雪地里的人退了几步,很快便消失不见。

我松开手,几不可察地吐了一口气,听到头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做?”

我抬起头,见白津渡正注视着我。他的呼吸中还带着酒气,眼睛却清透,不像喝过酒。

“我醉了。”我面不改色地说。

他注视了我一会儿,垂下头,意味不明地笑了笑,没再问。

隔天我在学校碰到舒晴,她没提起除夕夜的事,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在校门口出现过。只是从那天开始,她身边的男生便如走马观灯似的换。

△|5

刚到日本时,我总觉得时光格外漫长。可转眼间,我和舒晴都已成了学姐。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们没有回国,因为日本最著名的夏祭就在那个时候举行。

夏祭开始于江户时代,从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面的冲绳,游行祭拜,美食歌舞,一起组成了日本的夏天。

舒晴那天穿着一件粉色的“浴衣”,那是一种夏天的和服。不知从何时开始,她已经越来越像日本女生。而我还是T恤加牛仔裤,全身上下唯一的装饰便是脖子上的相机。

广播里放着一首日本民谣,很久以后我把歌词翻译成中文,才知道唱的是:“在那个有你的夏祭,像身在遥远的梦里。好像是天上的焰火,绽放后无处寻觅……”

我把相机交给白津渡保管,自己则弯着腰,和一群穿着“浴衣”的小女孩一起认真地捞金鱼。

舒晴和一群朋友嬉闹着走过来,问白津渡去不去“试胆大会”,又扭过头对我说:“一起去吧。”

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态度很奇怪,好像我们之间不曾有过不愉快的回忆。很快我便知道她不是忘了,而是暂时蛰伏,寻找机会。

“试胆大会”是夏祭的传统节目,地点是在一家废弃已久的医院。游戏刚开始就有人讲了一个关于医院闹鬼的传说,气氛被渲染得十足恐怖。

我们被分成五组,沿途收集信物。

我在一间实验室里被满屋子的人体器官和骷髅模型吓了一跳,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落单了。角落里的那具骷髅模型突然动了,朝着我扑过来。出于本能,我抬脚就朝着骷髅的胯下踹去。下一秒,骷髅惨叫一声,捂着裆部夺门而出。

走出实验室门口时,我捡到了骷髅掉在地上的证件。照片上的人看上去很眼熟,是舒晴的某位追求者。

在底层的某个房间,我找到了白津渡,舒晴正害怕地往他怀里躲。他不着痕迹地退了一步,舒晴委屈地问:“津渡哥哥,你讨厌我?”

“不讨厌。”白津渡说。

“那你……喜欢我吗?”

这次只有一个字,我听到他说:“不。”

舒晴的眼眶顿时红了:“因为章雯荻?你喜欢她?”

白津渡抿着唇,没说话。这种沉默在舒晴看来等于默认,她哭着跑了出去。

在这种场合,我不知该现身还是该默默地走掉,直到白津渡朝着我的方向走来:“你看够了吗?”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走了出去。

“你的队友呢?”他问我。

“我迷路了,被一具骷髅袭击。”我把那张学生证递给他。

他低头看了一眼,喃喃:“好像是传媒系的。”

“嗯,和舒晴同系,而且,在追她。”

白津渡抬头看了我一眼,他那么聪明,很快便猜到我心里所想。

舒晴让那个男生一早躲在我必经的实验室里,装成骷髅来吓唬我。而她就制造机会和白津渡单独相处,流露真情。

她真是用心良苦,只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梦。

黄昏的时候,我们回到学校。在路上,我问白津渡:“你是不是太直接了点?”

“欺骗才是最大的残忍。”

“你不想骗她,也用不着拉我下水啊!”

他沉默了一瞬,似乎在思考,最后说:“我不想骗舒晴,也不想骗我自己。”

我一怔,与他四目相对。大团的焰火在天空中绽开,他的眼睛里也落满了烟花,忽明忽暗的,如同蛊惑人心的幽灵。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永远无法忘怀。随着咸湿的海风一去不回的,不单是岁月光阴,还有我们的青春,和那些懵懂却呼之欲出的情愫。

△|6

夏祭之后,舒晴再也没有找过白津渡。那年暑假回国,她也没跟我们同行。我猜她应该是在刻意地避开我们,但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如同当年沈星出事之后,她也能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

倘若不是那场地震,我大概不会知道自己猜错了。

从一九九〇年秋天开始,我在日本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很久以后,我还是会想起当时的光景。我会想起富士山,想起东京铁塔,想起北海道的雪和奈良的鹿。当然,还有总是不期而至的海啸或地震。

一九九三年,神户发生地震,东京也受到影响。当时整座校园还在沉睡中,我从睡梦中惊醒,只觉得房屋倾斜,柜子里的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同寝室的日本女生极为冷静地带着我们跑出宿舍楼,来到操场上。

除了几个胆大的日本男生,当天没有人再回宿舍,我们在操场上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到底层的大礼堂里暂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我的相机还在宿舍里。

飞奔出礼堂时,我撞到了白津渡。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拿相机。”

“现在?随时会有余震。”他觉得我是疯了。

我没理他,自顾自地往前跑。他追上来拽住我:“站在这儿等!”

我来不及叫住他,他已经跑得很远。我站在原地等他,远远地看到了舒晴。她正四处张望,看到我后,飞快地跑过来:“白津渡呢?你看到白津渡了吗?”

“上去了。”我望向那栋摇摇欲坠的宿舍楼。

下一刻,舒晴朝着宿舍楼狂奔而去,我怎么喊她她都置若罔闻。她是一个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跑,然后一头扑到从楼里出来的白津渡的怀里,如同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而白津渡的手里还拿着我的相机。

那一刻,我的心里也经历了一场地震。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爱一个人可以这样奋不顾身。

地震过去后不久,学校提前放了假。准备离校时,舒晴的室友来找我,说舒晴病了。

舒晴患了严重的感冒,躺在床上死气沉沉的。我退了机票,留在学校照顾她。她大概是病得没力气再折腾,那几日我们之间难得地平心静气。

其间白津渡曾找过我,我告诉他舒晴病了,让他等假期过后再把相机给我。那会儿我不知道他并没有回国,在我和舒晴说起沈星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外。

那是舒晴第一次主动提及沈星,因为感冒,她的声音又沙又哑:“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吧?”

是的,我都知道。知道沈星从未对舒晴做过什么,知道舒晴说了谎。

沈星死后,舒晴好长一阵子都会做噩梦,堂嫂一直陪着她。那晚我半夜起来喝水,刚巧听到了她和堂嫂的对话。

心高气傲的舒晴遇到了从来不正眼看她的沈星,她很想知道沈星究竟怎样才会失控,于是想到了一个恶作剧,在补习时突然抱住了他。没想到那一幕刚好被撞破,情急之下,她便撒了一个谎。

一句谎言,让一个无辜的人万劫不复。

舒晴把头埋在被子里:“我不知道会这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章雯荻你看,白津渡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

我想告诉她,即便她受到再多的惩罚,沈星也回不来了。但我看着她一颤一颤的肩膀,终究什么也没说。

我看过一本日文诗集,里面有一句话,说“恋爱中空腹则生,满腹则死”。爱情就像吃饭,七分饱最好,难的是我们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是饥饿过度就是暴饮暴食。

我想出去透透气,一转身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白津渡。他立在阴影里,不知来了多久。

我们一起下楼,假期里的校园冷冷清清。白津渡停下脚步,回过头:“你喜欢沈星?”

我沉默了半晌,说:“不知道。”

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对沈星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

一开始我留意沈星,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后来我发觉我们真的很像,一样出生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一样喜欢把所有事放在心里,一样寂寞。

如果沈星还活着,或许我们连朋友都不是。可他走了,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那我呢?我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不同?”白津渡问我。

“没有。”我说。

“或许在刺激舒晴的时候,我还能派上一点用场。”他说。

我以沉默回答。

他眼睛里的光缓缓熄灭,低头笑出声:“章雯荻,你还真是直接,一点念想都不给我留。”

“欺骗才是最大的残忍,你说的。”

天色慢慢暗下来,我说:“回去吧。”

“你先走。”他说。

我转过身,我知道他在看着我,但我没有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会忍不住告诉他,他在我心里其实是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辜负。

我想纯粹地爱一次,心无芥蒂,清白而勇敢地,在我真正懂得爱之后。

那是我同白津渡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再没联系过。

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祖国。我拒绝了父亲的安排,开始拍摄一些照片寄给国外的摄影杂志。

而白津渡则留在了日本。

一九九六年,我的一组照片获得了摄影大奖。

同年春节,我去日本看望母亲。临走前,母亲恋恋不舍地抓着我的手:“你怨我吗?”

我摇摇头:“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走到玄关时,我回过头,见吉田绪方正在和母亲说话。母亲原本满脸愁绪,不知他说了句什么,她立刻就笑了。在我的记忆里,从未看到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过那样的互动,他们总是相敬如宾。

爱情究竟是什么?

柔和的阳光打在地板上,我忽然觉得眼睛酸涩。

我想告诉母亲,我早就不怨她了。她走后,日本于我有了特殊的意义。所以某天路过书店时,我买了那本《百物语》。似乎这样,我和母亲之间就依旧有关联。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我还是那个不会撒娇也不讨人喜欢的女孩。

△|尾声

二〇〇〇年的冬天,我收到一个包裹。包裹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在那个一九九二年的夏天,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弯着腰,专心致志地捞着金鱼的,二十岁的我。

我拍过许多风景,却不知曾几何时自己也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我把照片摊在阳光下,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也有过那样美丽的时刻。

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凑过来说:“章,拍照的人一定很爱你。”

我回答不出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的人生长河中有一道分水岭。那道分水岭,是一九九〇年的初春,我在地下室里第一次见到那个叫白津渡的男生。

从此,我有两半人生,喜忧参半。

所有的忧愁总有一天都会释怀,而你赠我的欢喜,我会藏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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