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码

分类:故事人生 / 睡前故事

十二码

文/午歌

凌晨五点钟,我们都已经睡不着。

窗外很安静,远远的汽笛声,像城市颤巍巍的哼哼。

我倚在床头,伸出右手伏在女人的右肩上,习惯性地用左手夹烟。

女人说:“说说你小时候。”

我说:“小时候我很坏。”

女人说:“我想听具体的,越具体越好。”

我说,我1989年在新华区光明小学读一年级一班,我一上学就当上了班长。

这事让我前半生都引以为豪,我一直以为我长得还不错,看起来就像好学生赖宁似的。后来,我的小学班主任告诉我,新生们入学的时候,在操场上蹲成一排,去拔草、捡树叶。他说,你个头高,屁股大,醒目,一下就看中了你。我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小学生打架拼的就是发育,我们班主任一定深谙此道,选班干部跟种猪出栏一个道理。

九月,我在操场上捡树叶时,看见有个洋气的小姑娘,穿着方格子衬衫,挤在一堆马尾辫里,留着刘胡兰式的短发。她的脸很白,像一块雪糕。天空瓦蓝而纯净,远远地,她向班长笑起来,红嘴唇里露出小虎牙,像海豚的一对幼鳍。

三年级,我已经成了捣蛋王。上课时我跟人交头接耳,被班主任拎到讲台上罚站。冬天很冷,有鼻涕滑出来,耷拉在唇角。我用下唇兜住上唇,轻轻一吹,那绺鼻涕就在空中画出一道耐克式的弧线,然后倒挂在脸上,我不敢伸手去抹,直到它再次滑落下来,我再吹,我再等着,直到有同学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娱自乐的能力,全班笑成一团,于是我被老师一脚踹出门去。

北方的冬天,寒云遮天蔽日。人们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抽着脖子,仿佛一个个移动的柜子。课间,班主任回办公室喝茶,同学们到厕所里放水。我溜进教室,将煤炉子上的火钳子倒戳在炉火上,不一会儿,火钳子的把手被烧得火烫。上课铃响了,我很主动地到罚站的地方蹲点。班主任进门时,甚至友善地向我点头示意。

北方的冬天,寒云遮天蔽日,每次上课前,班主任都会用火钳子夹煤添火。

事实证明,我对时间的掌控极为精准。1,2,3,4,5——教室里传来一声号叫!怒不可遏的班主任,举着一只胳膊,伸出一条腿,一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我说:“是徐晓楠告的状!”

女人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知道。她每天上课时,都会朝我微笑,可从那之后,很少了。”

我说:“北方的冬天,寒云遮天蔽日。”

徐晓楠就是那个留着刘胡兰式短发的女孩子,名字念得快一点会念成“悬”,反正我总叫她“悬”,然后我会飞快地转过头,目视远方,看天上的飞碟,或者旅行的蚂蚁。

就这样,我叫了她五年的“悬”,她从未发现,我喊她名字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红脸。

徐晓楠的成绩很好,长期稳居全校前三。

她喜欢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喜欢纱织和花仙子,喜欢加了莲子的红豆粥,喜欢在歌词手抄本里写“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她喜欢午后三点半的下课铃,喜欢山口百惠和迈克尔·乔丹,喜欢军鼓队里密集的鼓点,喜欢看手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她最喜欢看我抽风似的在操场上练“天马流星拳”。

徐晓楠的成绩很好,只有奥数考不过我。有一次,我俩代表全校参加新华区的奥数比赛,她考了第七,我考了第三,我们错过了学校体育考试。返校后补考,她四百米跑得比我还快,我们班男生全笑抽了。

四年级,我立志德、智、体全面发展,参加了学校足球队的少年班。

五年级,命题作文课,以“我的理想”为题。

徐晓楠拿到题目便奋笔疾书,我开始不三不四地找身边的同学扯淡。课间,我偷偷地看了徐晓楠的作文。

那一次作文课,老师念了两篇优秀作文,一篇是徐晓楠的《我的理想是做警察》,另一篇是我的《长大后我要做警察局长》。念完后,老师让同学们发言,徐晓楠突然失声痛哭,哇哇地哭,跟丢了十块钱似的,哇哇地哭,一点也不像人民警察。

五年级下学期。

我成绩下降得厉害。

我开始在日记里写徐晓楠的名字,写得飞快,字迹凌乱,仿佛我在微风里,一遍遍地喊她:“悬”。

班主任频频来家访,让我爸我妈好好管住我,多谈心,多敲打,多教育!

班主任其实已经从师专毕业了五年,却还是单身。

“这事儿挺急迫的,”我跟我妈说,“我们班主任想让你帮忙给介绍个对象。”

我妈古道热肠,风行雷厉,四天后就给我们班主任物色了一个。

那姑娘,鬈发头,大嗓门,穿着布拉吉,热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不知道班主任是否在热恋,总之,他没有再来家访。

有一天,我看见班主任骑自行车带着“鬈发头”迎风摇摆。我疾步跑上去,以极为平静的口气说:“老师,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边跑边解释,班主任没搭理我,也没有再腾出一只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第二天上课,班主任找我谈心,他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在仅有两个男生的教师宿舍里,指天为誓:此事自生自灭,就此打住,否则来世转猪,永世不得出栏。

出了宿舍,我正撞上徐晓楠,我冒死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她,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她,我是多么希望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是她,蹬车轮的是我。

徐晓楠不以为然,她觉得我要变成猪这事是完全的扯淡。

阳光下,她远远地笑起来,箍着门牙的钢丝套,银光闪闪,亮得我都看不到她横逸的幼鳍。

六年级,我的红领巾迎风飘扬。

市少年杯足球赛,决赛,十二码点球,我主罚。

看台上坐着很多老师和同学,我看不到银光闪闪,我找不到徐晓楠。我向观众席发送巨大的笑脸,我要把这个点球献给徐晓楠,我要给她看我所有的日记,我要给她表演我的天马流星拳。

女人说:“手靠得都累了,换个姿势吧。”

我直了直背,松开右手,又点上一支烟。太阳已经爬起来,阳光涂抹在窗帘上,像擦上百雀羚雪花膏似的,香香的。

上初中以后我们全家都搬走了。

我没有徐晓楠的消息。

她也同样不会有我的。

七年后,在一本作文书上,我读到一篇署名徐晓楠的文章。她描写了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赛末时,有人犯规,主队衡量再三,由队长主罚点球,十二码,他一球定乾坤。

她写道:“人生就像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无时无刻不在和命运赛跑。当你站在罚球线上时,千万不能犹豫,不能左顾右盼。十二码是衡量人生勇气的距离。”

她写得很对,但她显然忽略了比赛的实事,从此我再也不想联系她。

过了七年,我在同学的婚礼上遇到了徐晓楠。

她留着铅直的长发,没有了银光闪闪的钢丝牙套,笑起来软软的,像一块高粱饴糖。

如果那天她是伴娘,也许我会鼓起勇气主动找她搭讪,可惜那天结婚的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作为伴郎,我拼命替新郎挡酒,飞快地撂倒自己,甚至没有和徐晓楠说过一句话。

又过了七年,我在小学毕业的一次聚会上遇到徐晓楠。

她穿着一件硫酸铜一样淡蓝色的毛衣,安宁得仿佛亚龙湾。

我虽然还单着,可我不确定,她儿子是否已经上了小学,她女儿可以弹奏几首李斯特。

但我很快相信,她低头发短信是在向她的老公汇报没有喝酒或者几点到家。

那晚气氛很好,二十年没见面,班主任还能叫出大部分同学的名字。

我问老师:“为什么选我做班长?”

班主任说:“你个头高,屁股大,醒目!”

全场笑瘫。

忘了谁叫了徐晓楠一声女神,男生们又摩拳擦掌起来。我正想着解围,徐晓楠却说:“你们男生,谁被老班揍过的,赶快敬老班一杯酒呀!”

不用说,我喝得最多。

可是那晚我话很少,像一个荒芜的秋天,颗粒无收。

男同学纷纷忙着向班主任敬酒,我百无聊赖,开始一个个记录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

同学和老师拉着手一遍遍地唱《光阴的故事》,晚宴在将近十二点才结束。我看见徐晓楠一个人在等出租车。

下着雪,马路上行人不多。

我和徐晓楠隔街相望,雪片很大,像把人沐在银河里,很快就沾满了头顶和睫毛。我在想,人生真是太漫长,如果我现在过去牵住徐晓楠的手,由此向东走下去,三条街之后,我便和她白头偕老,此生无憾。

可我终究没动,定在原地,远远地,仿佛一个等待被主罚的点球。

女人动了动身子,催促说:“然后呢?”

我说:“你是急着走吗?”

女人开始穿衣服,她直起身,背过手来,轻巧地给文胸系上扣子,轻巧得好像给一段葱白扎上了蝴蝶结。

我没能忍住,凑过去在她背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女人转过脸问:“还疼吗?”

我说:“还行,昨晚你用啃甘蔗的节奏,把我的右肩咬成了一个烂桃。”

女人说:“然后呢?这个故事是怎样结束的?”

我说:“然后徐晓楠搭上一辆出租车。我想跑上去给司机些零钱,汽车嗖的一下开走了,我甚至都没记下车牌号。”

我沿着雪野一直向家里走去,微信的朋友圈里,陆续有同学来报平安到家。后来,我看到徐晓楠写的。

她连续发了三条:

她说,我好想你!

她说,我到家了。

最后一条,她说:二十年啦,当初老老实实的兄弟如今成了大混混,花心的姐妹做了全职妈妈,沉默的同桌当上了心理辅导老师,干瘦的小弟做了商界的大亨,最坏最痞的那一个呀,活成了一个哑巴。

我在雪地里发足狂奔,像主罚点球一样奔跑,我在黑夜里号叫,歇斯底里地高唱:“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最后,我瘫倒在雪地上,我掏出手机打给徐晓楠,我说:“喂,你还单着吗?”

女人咯咯地笑着说:“好吧,好吧,我感动了!”

我说:“感动了可以不收钱吗?”

女人瞪大眼睛说:“我们很熟吗?”

她很轻地关上了房门,像把我珍藏在一个盒子里似的。

“我走了,真的要走啦!”

我慢慢地穿好衣服,走向窗前。

我收到一条女人的微信,她说:“冰箱里有红豆粥,热着吃啊。”

每个人都会站在人生的罚球线上,或许那是十二码,或者更多,又或许考验勇气的距离是多少并不重要,勇气才重要。

窗外天光已经大亮,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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