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小为
我妈小时候做过画家梦。证据是她小学同学照片背面的“临别赠言”，不少都写着“给我们班的小画家”“祝将来的大画家……”
“后来怎么没成呢？”
“考美院附中画石膏像，先画脸，开头还觉着不错，画着画着发现，后脑勺没地儿画了……”
“那就放弃了？”
“要不然呢？”
我遗传了我妈的画家梦，从小爱胡涂乱抹，但不乐意照着画，喜欢大开脑洞，想到什么画什么。比如画“秋天”，就画小蚂蚁往洞里运粮食，麦子、豆子、小果子运往不同的洞；蚂蚁呢，有一旁偷懒的，也有光顾吃的，也有碰触角聊天的，还有撑着树叶船到河对岸摘果子的。前阵子挑绘本看到一本《蚂蚁和西瓜》，里边的“蚂蚁家示意图”神似我当年的构思。
小学美术老师姓章，每次都给我“优”，总夸我“很有想象力”。她的鼓励可能有点儿用力过猛，于是有一天我在家放出豪言：“我以后要当画家！”
“不行！”
这是我头一回有个像样的梦想（之前的梦想是驯海豚），也是头一回遇到妈反对我干一件我有兴趣的事儿。
“为什么？”
“画画儿——是艺术，艺术讲天分的。爱画画的人有多少？学画儿的人有多少？最后出息的能有几个？那些拔不了尖儿的呢？养活自己可能都够呛。你是普通人家小孩，咱冒不起那个险！”
“你怎么知道我没天分？章老师都夸我呢！”
“就你，还没我小时候画得好呢！连我都没那个天分。知道天分长什么样吗？”
她找出一本《初升的太阳》，是天才少年画家柯里亚的传记。柯里亚出身艺术世家，六岁半自己悟出远景透视法；三年级在学校出黑板报，辅导员还以为是老师画的；15岁的作品已显出“伟大俄罗斯画家们的优秀传统”。
那年我九岁，第一次尝到“失落”的滋味。
妈妈打消了我以画画为生的念头，但作为兴趣爱好她还是支持的。暑假里让我每天画一小幅水彩，她来点评。她教我捡石子在白瓷盘上做贴画；一次我写了首小诗，她又请章老师辅导我做布贴画，还拿了市里的奖。
上中学以后，精力得分散到不那么靠天分的学业上，美术课也转向了无生趣的石膏像和静物（这也证明我妈确实看得准，真要学画我基本功训练可能都熬不过去），渐渐我就画得更少了。但养成一个毛病，听课笔总闲不下来，教科书空白的地方填满小狗小猫小兔子。直到现在，开会时仍会信手偷画发言人。因为上课涂鸦的名声，博士临毕业时还被众同窗委以重任，给两位即将赴别校任教的恩师画漫画像，集体签名后作为谢师礼。这可算我最为郑重其事的一次创作了。研究化学教育、身材健硕的Mike教授被塑造成抱着狗狗的超人，胸前的S标换成五碳糖结构式。爱喝啤酒、喜欢用“框架理论”解释各种问题的David教授，画起来要多费一番心思。画面主体是一画框前放了杯扎啤，啤酒上的泡沫同时也是画框里的云彩，而David正躺在云端扭头微笑——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泡在啤酒杯里。这幅拼凑了不同解读“框架”的格式塔颇得老师眼缘，至今挂在他办公室里。
和所有平常人一样，我的人生中，“天分不足”的体验简直如影随形。爱看小说，还想过写一个长篇，但只写了两章就搁了笔，怎么也编不出不落套又足够丰富有趣的细节。逃到植物学又发现成天憋在实验室提DNA跑电泳过柱子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转入处于《围城》大学专业鄙视链底端的教育学，写论文还是我的痛点，一到理论框架就打怵，那种充满哲学思辨的论证风格始终修炼不成。
这些未竟的梦想，让我逐渐了解和接受了自己：兴趣太广泛，天分太分散，注定杂而不精，所谓九个脑袋的向日葵。但也不见得是坏事。借用“田忌赛马”的思路：写作、科学或者教育都成不了“家”，但科学素养不错、对教育有一定理解，文笔还过得去，做给老师们分析分析课堂中的科学该长什么样这类“不上不下”的事倒还得心应手，在这个跑道上，纯粹的文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学家，未必跑得赢我。
九个脑袋的向日葵结不出大瓜子，还可以供凡高写生嘛。既然只有几个半瓶子水，那就要找找让它们发生共振的频率。
顺着这个思路我偶尔也琢磨，哪天把画画儿这小半瓶水派个用场。
给儿子读绘本的时候发现，招孩子喜欢的绘本，固然有安东尼·布朗那样的大师级艺术作品，但也有马场登的《11只猫》系列，克罗克特·约翰逊的《阿罗和紫色蜡笔》系列，画风淳朴，人物简单，以故事见长。悄悄地，梦想又开始冒泡：说不定哪天灵感来袭，画画和写故事两个半瓶子水，也能共振出点儿什么来……
悄悄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有生之年，要认真画一回绘本。
要带孩子忙工作的日子，显然还顾不上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李欧·李奥尼不是到带孙子的时候，才开始绘本创作的吗？
那些梦想的花儿，在你生命中每个角落静静为你开着，即便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又怎知不会有哪阵风吹过，再把它的种子送来。
更新时间: 2019-08-30 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