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6日 / 分类:人生感悟 / 1,846 次围观 / 哄女朋友的睡前故事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

文/远子

幼年的我哪儿去啦,

仍在我体内还是消失了?

……

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

——聂鲁达《疑问集》

(一)

北京冬天的街上,冷风将尘土扬起,人们别过脸闪躲,但照旧走得飞快。置身其中,心境不由得悲凉起来。随着回家的念想越来越强烈,关于姐姐的回忆一点点涌上来,内心的空落也因此被填得满满当当。

我有两个姐姐,但我很少向人提及。现在想来,不过是因为害怕别人把我的出生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联系起来,尽管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然而,更小一些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候的日子,在记忆的欺骗和修饰下,几乎只剩下了美好。

(二)

我们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每个学期末都能领回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我们拿着成绩单和奖状,一路跑得飞快。父亲把它们一板一眼地钉到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来我家的人都要感叹说:“成绩都这么好,将来一定可以考大学啊!”父亲就眯着眼睛笑:“就怕上不起。”

虽然我嘴上从来没说过,但我心里还是很为有两个姐姐而骄傲的。她们长得都很漂亮,人缘也好,寒暑假的时候,总有同学从老远的村子跑过来找她们玩。我有不会写的题目就问她们,她们总是能很快地帮我解答。有时候我不想写作业,还会求她们帮我写。她们不答应我就追在她们后面死缠烂打,最后她们只好无奈地骂我:“你这个癞皮狗!”。

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什么好,就从大姐的日记本(说是日记本,其实有一大半都是作文,我们看她也不反对,后来她有了一本带锁的日记本,我们想看也看不成了)里抄了一篇,结果语文老师把它当做范文拿到讲台上去念。在念之前,老师问我:“这真是你写的吗?”我本想告诉老师实情,但又怕老师责怪,加上虚荣心作怪,就点点头说是我写的。大姐知道这件事后要挟我说,再耍赖皮就去告诉我们语文老师。

父亲很少回家,每天和妈妈、姐姐们一起,我的审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她们的影响。夏天的时候,姐姐们有漂亮的碎花裙子穿,我只有妈妈洗得褪了色的大裤衩,我心里很不平,有时会故意把菜汤溅到她们的裙子上。有一回,二姐的同学要来找她玩,我和二姐一起想出了一个恶作剧。我穿着她的裙子趴在床上装睡,等她的同学来了以后,果然以为躺在床上的是她,她拍了一下我的屁股,笑着说:“都几点了还睡?”这时候,我和躲在角落里的二姐哈哈大笑起来,她的同学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拍错了人,脸都羞红了。

那时候我刚学会了下象棋,没人跟我下,我就缠着二姐要教她下,她不认真学,每每都走错。“象飞田马走日,你这个是马,怎么飞田了啊?”“我这是一匹飞马。”“马不能飞!”等她学会之后,她就下得就比我好了,很快就把我将死。我又开始生气她不让着我。

大姐在镇上上初中时,每次回来都给我带零食吃,有时是两毛钱一包的冰袋(里面装的是汽水,咬开一个小口子,一点一点地喝),有时是“唐僧肉”(大概是某种果脯,每次都舍不得一次吃完),有时是方便面(一半干吃,一半泡面吃,调料还要剩一点,留着慢慢解馋)。印象里每次吃这些零食的时候,儿时的玩伴小黑一直站在我身边。他没有姐姐,只有一个妹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他眼睛里分明写着:“要是我也有姐姐该多好!”

她们一人有一个歌词本,里面抄满了歌词,还贴了很多明星的不干胶贴画。我听她们唱,也跟着学。她们最喜欢的歌手是孟庭苇,她的每一首歌她们都会唱,唱得跟原唱一样好听。后来大姐去了广东,给我寄了一个单放机,机子里还放了一张孟庭苇的磁带。

也有讨厌姐姐的时候,比如有一回大姐写了一篇《我的弟弟》的文章在作文竞赛里拿了奖,我非要来看。大概是年纪太小,不懂其中的幽默,我觉得大姐把我写得太不堪了。我很生气,说她是卖弟求荣,非要把她得奖的奖状给撕了;又有一回,邻居家的姐姐结婚,去她家庆婚的人每人都给发两颗金丝猴奶糖,我去了五六回,领了十来颗糖。别提多开心了,我一点点地吃,临睡前还剩了四颗,我一只手捏了一颗,还在枕头底下放了两颗。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早,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四颗糖全都不见了。在我的逼问下,二姐终于承认是她偷吃了。我气得跑去厨房抓了一把炭灰往她身上撒,灰进了她眼睛,她疼得哭起来。父亲闻讯跑过来把我俩都揍了一顿。

春天漫山遍野都开满了叫不上名字的野花,放学路上,姐姐们沿路采回大把的鲜花,放到父亲喝完酒的空瓶子里,屋子里全都是甜丝丝的香气。家门口还有一个小花园,栀子花开花的时候,白得像纸糊的一样。左邻右舍的年轻妇人慕名而来,腼腆着要一两朵栀子花,拿回形针别上衣领口处。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个小小的春天,行走在村头田间。有一些小女孩会来偷花,一天清晨天刚亮的时候,她们趴在窗户上偷看我们家有没有起床,我刚好醒了,就蹑手蹑脚起来,把她们逮个正着。我追在后面,要她们把花还给我。

夏天农忙的时候,父母有意不让我做重活,让我在家做后勤。我在家打扫房间、洗好食材、蒸好米饭等妈妈回来做饭,期间还会烧好水送水给他们喝。剩余的时间我就看电视。说起蒸米饭,比现在可复杂多了:那时家里自产的米里有很多细小的石子,需要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挑出来,如果吃饭的时候有人不小心硌着牙了,就算他们不说我也会觉得自责;没有电饭煲,需要先放到炉子上煮,等煮得差不多了,再用漏瓢把米捞起来放到锅里蒸。有一回我看电视看得太入迷,忘了捞米,结果煮成了一大锅粥。我怕父亲责怪我,等他们快回来时,我就躲到蚊帐后面去,他们喊我我也不回答。后来妈妈找到我,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哭着说:“我把饭煮成粥了!”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家人愉快地吃了一顿粥。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拿这件事笑话我。

去田间送水时,村里的人看到我都笑着说:“哟!秀才出门了!”“后勤部长来啦!”我不堪其辱,便主动要求放弃特权,投身到农忙的队伍里。汗水汩汩而出,每人脖子上搭一条毛巾,不时擦拭,防止汗水流进眼睛里。所有的农活都是机械重复,时间一久便觉得无趣。于是我坐在秧马(供拔秧人坐的小板凳,底面是一块有弧度的木板)上让姐姐们推着我在水田里滑动,插秧时插出一个三角形或平行四边形出来,割稻子时像老鼠打洞一样割出一个迷宫来……父母都看不下去了,勒令我明天不要再来。割完水稻捆成堆后,还要去田里把漏下的稻谷一根根捡起来。我们仨比赛谁捡得更多,有时我会趁她们不注意,去堆好的谷捆里抽一把出来,到最后我捡的永远是最多的。父母就夸我能干。

秋天我们上山砍柴。分工很明确,妈妈拿砍柴刀去砍树上的枯枝(每回上山之前妈妈都要在门口的磨刀石上把刀磨得锃亮);姐姐们拿着有细密铁齿的耙锄把散落在山间金黄的松针归拢到一处;我就拿一个蛇皮袋去捡熟透了的松果;父亲偶尔也会参加,但他从来都是单枪匹马,肩扛着锄头和扁担,手拿着绳子,去挖树桩,背回来后砍成劈柴,在门口堆成小山。有一回妈妈不小心砍伤了手,我们姐弟三人的手帕(那时流行用手帕,妈妈给我们一人缝了一个)都掏出来给妈妈包扎,也没能止住血,就急匆匆背起柴火去乡卫生院缝针,医生看了妈妈伤口后,就说:“都伤成这样了,还忘不了那点柴火!”现在妈妈右手中指上还留有一道醒目的疤痕。每回砍完柴满载而归时,心里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富足感,饭会多吃一碗,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笑声似乎也更有底气了。

电视机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买的。在那之前,我们都是跑去邻居家看。有一回邻居家的伯伯嫌我太吵,就吼我说:“看就看,不看就滚蛋!不要说话!”我气得直喘气,扭头就往家里跑。没多久,父亲就买了一台电视机回来。那时县电视台白天会放很多集电视剧,中间都不插广告。寒假的时候电视剧很早就开播了,我们爬起来,冻得瑟瑟发抖,一遍又一遍地看《八仙过海》《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看到伤心处,姐姐们都会忍不住哭,但又怕我看见笑话她们,就跑到厕所去偷偷擦干眼泪再回来看。

过年当然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放了寒假就开始数着日子过,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过完小年就快了。我们那里是年三十的早上吃“年夜饭”,妈妈起得很早,等饭菜差不多做好了才叫我们起床。起床后先祭祖,父亲会让我们到爷爷奶奶的灵位前磕头,让他们保佑我们健康平安。我们一边磕头,父亲一边说:“过了年,又大了一岁,要听话,要懂事。”那是一年里最丰盛的一顿饭菜,十几个菜,吃也吃不完。父亲还会让我们喝红酒,有一回二姐喝醉了耍酒疯把家里的椅子全扳倒了,把我们肚子都笑疼了。年前去镇上采购年货,会给我们仨一人买一件新衣服,对于新衣服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口袋要足够大足够多。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们穿着新衣服去各家各户拜年,进门先喊一声:“叔叔婶婶伯伯伯母,拜年啦!”他们会笑着说:“来了就是年!”然后就把备好的零食发给我们,水果、干货、糖果……最穷的人家只给瓜子,口袋都塞得鼓鼓的,期间装不下了还会跑回家来卸完货再继续。有一年我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出去拜年,虽然姐姐们把她们领回来的吃的分了我好多,我还是哭了,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

后来姐姐们都出去打工了,家从乡下搬到了县城,过年只有父母和我,周围的人也不熟,没有地方拜年,显得很冷清。每次吃“年夜饭” 的时候,父亲都会多摆两张椅子,两副碗筷,一边摆一边念念有词地说:“明年把她俩都叫回来,还是一家人在一起热闹点。”

(三)

但印象里一家人好像再也没有一起过年了。姐姐们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出去打工,为了省路费,她们总是事先商量好今年谁回家,从来没有一起回来过。等我大学快毕业时姐姐们才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家常住。回来后又很快先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年自然又在她们各自的夫家过了。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在一个国营单位上班,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妈妈在家务农,收入也很微薄。大姐比我大四岁,二姐比我大两岁,她们读初中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初中的学杂费很高,姐弟三人一年的学费大概要耗费父亲大半年的工资。有一年快要开学时,父母四处借钱,但借回来的钱只够两个人上学。妈妈说她去亲戚家上厕所时无意间听见女主人窃窃地说:“你把钱都借给她,我们怎么办?”她从厕所里出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记得很清楚的是一个夏夜,村里停了电,一家人围着烛光,沉默着。最后,父亲对大姐说:“你明天别去报名了,懂事点。”大姐转过身,强忍住眼眶里的泪水,一个人跑进里屋去睡觉,故意把鞋子往地上扔得咚咚响。要是以前,父亲一定会破口大骂或者动手打人,但这一次,他没有开口。我和二姐对视一眼,低下了头。

那天妈妈和我送大姐去村头坐车。那车会开到镇上,几个老乡在那里等她会合,然后一起坐汽车去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去东莞。妈妈煮了大姐爱吃的溏心蛋,她端起碗筷,只吃了一口就说吃不下,顺手就递给了我,我一个人吃了两份。快上车时,大姐突然转过身对妈妈说:“你们好狠心啊!”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妈妈的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她拿手臂当着,不让我看见。看着汽车一路颠簸消失在雾里,我突然觉得胃里很难受,想吐。大姐去了东莞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里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大姐低着头,一脸愁苦。她在照片背后写了一句话解释说:“拍照的时候没准备好一紧张就低头了,摄影师说再拍一张要另付钱,就没重拍。”妈妈看到那张照片叹了一口气说:“像一个苦媳妇(有一个黄梅戏叫《苦媳妇自叹》)一样。”

大姐去东莞一年后,二姐也辍学了。那天二姐从镇上中学回来,满脸通红。我问她回来干什么,她没说话,跑去厨房盛了瓢凉水咕噜咕噜地喝。我说你不要喝凉水会闹肚子的,她也不理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没有交齐学费被班主任打发回来要钱的。二姐辍学后先去镇上学了半年裁缝,后来又在父亲的介绍下,去一个有钱人家做保姆。她说那家的女主人很坏,有时会故意把零钱扔到地上看她捡不捡,捡了她就说你看到钱眼睛都放光了吧,不捡她又说你看到钱都不捡起来还要你做什么。她觉得委屈就辞职跑回家去了。父亲说她心高气傲。我刚进初中的时候,妈妈还留在农村种田,有一阵子父亲去外地出差,便叫二姐来做饭给我吃。父亲出去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久,后来钱花光了,没钱买菜,我们就天天煮粥喝。我知道不是二姐的错,但我偏偏要怪她,说她不会花钱,一开始买了太多菜。她不说话,眼睛里射出冷光,默默地喝着粥。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回家了,由两个同事搀扶着,其中一人骗我们说:“还不快过来,你老爸快不行了。”我们吓得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喝醉了。再后来,二姐也去了广东,跟大姐在一个厂里上班。从她们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我知道她们先后在皮鞋厂、制衣厂、五金厂、眼镜厂做过。但具体做什么,她们从来没有讲过。我也没想到要问。

她们是因为我辍学的,我觉得很内疚。父亲也经常对我说:“你两个姐姐在外头打工供你读书,你不好好上学,把成绩搞上去,对得起她们吗?”从初中开始,我一直发奋学习,晚上学得很晚。很多时候其实根本看不进去书,但就算盯着课本发呆我也要坐上几个小时才睡觉。好像只要装作在认真学习,我的愧疚就会减少一些。有一次我在给大姐的回信里说:“我情愿出去打工的是我。”大姐收到信后很快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叫我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她说:“我们又不怪你。”更早一些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接电话要去村支书家,因为电话通常都没挂,为了省电话费,一家人问询后就急匆匆跑到村支书家,排队等着给大姐回电话。轮到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知道问一句:“你还好吗?”然后就听着大姐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偏科?什么时候放假?我支支吾吾,以最简洁的字词回答她。到最后,两个都没话说了。大姐就说:“你把电话给妈。”每当听见她说这句话,我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痛苦才是全世界最重要最特别的痛苦,而别人的痛苦要么是假装的,要么被有意放大了。那时我总是这样想,是的,她们出去打工是很苦的,可我每天承受那么大的学业压力,也是很苦的。在我给她们的回信里,我向她们倾诉我的困惑、迷茫和痛苦,渐渐地我发现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回信就没有以前勤快了。后来有了手机,联系得反而更少了。每次打电话都只有最简单的问候和叮呤。

大姐随丈夫去了新疆石河子,在石河子买了房;二姐随丈夫去了上海,后来又回到县城买了房;我去苏州上大学,毕业后来了北京。这十几年来,我们聚少离多,我猛然发现,我对她们的印象其实全都停留在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大姐相对温和内向一些,二姐的性格则倔强外向一些。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她们后来没有变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她们对我的疼爱。她们有了孩子后,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帮她们取名字,我想了十几个名字,让她们选,最后她们都不顾丈夫的反对,从中选了一个她们觉得最好听的。

听妈妈讲过多次,说她出嫁那天,舅舅(他是妈妈带大的,跟妈妈很亲)喝醉了,回家的路上栽在田里,数数落落地拉着旁边的人哭着说:“我对不起我姐啊,等我有出息了,一定好好报答她。”小时候每回听完我就问我妈:“那他报答你了吗?只知道嘴上说!”可是,现在看来,这像是某种宿命的轮回,我和我舅舅一样,成了夸夸其谈两手空空的人。

姐姐们的婚姻似乎都不太幸福,经常看她们在朋友圈里说一些消沉的话,或者转发那些反心灵鸡汤的段子。我建了一个姐弟仨的微信群,有一天我对她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仨都很悲观,果然都是一个亲娘生的呀!”她们都发来哈哈大笑的表情。

小时候我以为只要我走出农村,只要我走出我们县,我就可以拥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每天都可以遇到更新鲜的人,更新奇的事物。但真的走出来后,我才渐渐发现,这世界不过和我那个小小的家一样,有时温馨,有时美好,但更多的时候,它充满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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