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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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朋友说，最近不知怎的，总想做点儿什么出格的事。我以为她会骂我，不料她却一本正经地说：“哈，其实我也想。”
大概是高中时期太乖了的缘故，上大学后，总想把以前错过的疯狂统统补回来。作为一个即将硕士毕业的“中年”少女，回望大学生活，我看到的，真真是一场接一场没完没了地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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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级别的，当然是逃课。大一的秋天，午睡醒来，我按部就班地整理书包准备上课——近代史纲要之类听上去就是面目可憎的课。像是有计划有预谋似的，室友先是吐槽政治课的无聊，然后大赞即将开始的一场讲座，最后怂恿我和她一起去听讲座。我扎扎实实地纠结了一会儿，终于屈从了自己的叛逆。对一个中小学时代连迟到都没有过的乖学生来说，这需要勇气，而且是大剂量的勇气。
有生以来第一次逃课，我兴奋紧张和惴惴不安的心情犹如私奔，还以为是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必须承认，负罪感有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饱受折磨却万分憧憬。事实证明，那场讲座对大一新生来说学术性太强，我俩都听得昏昏欲睡，同时还不得不为政治课点名而担惊受怕。六年后，“身经百战”的我早已视课堂签到之类的小伎俩为浮云，再不会心慌意乱，更不会从中尝到带有罪恶感的狂喜。但想到当年那个严肃认真、乖巧听话的小女孩，除了觉得好笑以外，实在还有一点儿感动。
到了大二，逆反心理愈发强烈了。也不知自己到底在跟谁作对，反正就是觉得哪里都不对。这学期学古代文学史，我忽然就对西方文学有了兴趣，老师在上面讲李商隐，我在下面读《伊里亚特》；终于等到下学期开讲西方文学史了，我却深感审美疲劳，又改读沈从文了；然而上现代文学精读课的时候，我又嫌老师讲课索然无味，便在本子上临摹古代汉语课教的甲骨文和小篆，写得如痴如醉，不亦乐乎……我说我爱本科的母校，但实在跟它八字不合，这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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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偶一为之的出逃只是小打小闹，日常生活的出逃才真的是过瘾。
中学时代，内心是安静的：简单的生活，明确的目标，其他问题可以暂且不提。老师和家长总是善意地鼓励说：“坚持下去，等高考完，一切就都好了！”高考完了，进了很棒的大学，“一切”却没有就此变好——不仅课业压力依旧沉重，还平添了就业之类的压力，被迫迅速成熟。当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怀疑和迷惘，连如何生活下去都成了问题时，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成了特效药。
逃离生活，把所有不愿面对的琐事和烦恼暂时丢开，背着轻巧的双肩包去陌生的城市，假装自己是个全新的人。独自一人，不需要与同伴商量行程，更没有交谈的负担。那种轻盈和自由，总让我想起雪花从容飘落的样子，好像对未来毫不在意，也不把世界放在心上。
在异地的菜市场、家属区、学校、便利店和大超市，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活，略带讶异地看着挑选蔬菜和称重水果的人，好像看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以抽离的姿态观察，看他们身在其中陶醉或挣扎，有时我会想起上帝视角，有时也会有窥视的不安，好像得到了什么本不属于我的特权。
有一次，我在湿热的夏天骑单车穿梭于上海被法国梧桐掩映的街道，好像一行一行地读书，从清晨直到傍晚；有一次，我坐在浅水湾的沙滩上发呆，天下起小雨，我把伞撑开支在地上，好像钻进蜗牛壳那般踏实满足；有一次，我抱着两只硕大的红苹果，小心翼翼地走在哈尔滨的雪夜，看到一群阿姨伴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乐在大雪中吃力地跳舞；有一次，我在扬州火车站昏昏欲睡的候车室里读《浮生六记》，感到恍惚而幸福；有一次，我在暮色四合的杭州认错了人；有一次，我在厦门的居民区迷了路；有一次，我在台北赶上一场六级地震……还有很多次，我在摇摇晃晃的卧铺上醒来，听着火车变轨的碰撞和临铺悠长的鼾声，花上几秒钟，努力回想自己身在何方。
六年多的大学生活里，我一个人背着包去了许多地方。一次两次不起眼，但积累起来就很壮观了，常给人一种我整天不上学，到处乱跑的错觉。很难想象毕业后还会有如此奢侈的自由，还会有抛下一切，说走就走的任性和洒脱。
没完没了地出逃。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明天会在哪里，但总有一天它们要回来，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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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想逃离的，并不一定是课堂、学校、北京之类的具体地方，而是一时兴起的情绪。平静厌倦的生活，丧气幼稚的自己，过于明确且正确的轨道，或者成熟过程中必经的浓烟滚滚、混沌一团，都让我想逃离。于是就有了任性、叛逆、疯癫，有了无伤大雅的玩笑和犯规。
对北大学生来说，毕业前不跳一次未名湖，绝对是终生的遗憾，是不可原谅的损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初，我看到一篇题为“冬天掉进北大未名湖是怎样一种体验”的帖子。一个本科新生详述了自己试图从冰面直达湖心石舫，结果冰面开裂掉进水里的经历。语气轻松愉悦，自嘲之余是难以掩饰的成就感。评论区也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同学们深受诱惑，甚至有人当天夜探未名湖，并成功地掉进了湖里。学长们纷纷自曝当年的辉煌，种种掉湖方式令人大开眼界：有人穿着溜冰鞋，姿态优美地飞身跃入冰窟；有人在冰上骑单车甩尾，然后连車带人一起掉了下去；有人为救落水者，英勇浪漫地舍身跳湖……最酷的是山鹰社的一次社团活动。那次，大家走到冰面上，然后集体跳了一下。最尴尬的是“投湖”未遂，所以有学长一本正经地教导道：“这种事还是要趁早，如果等期末考试完，那时的冰就太厚了。”
没错，老师、家长和保安们对掉湖万分恐慌，北大各院系的同学却在争夺“今年冬天哪个系第一个掉进去”的殊荣。不跳一次未名湖不足以谈人生——这仿佛是我们炫耀的资本。
看了帖子，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跑去湖边。一看——晚了！湖已经被围栏密实地围了起来！没关系，我可以明年毕业季再跳，而且那时的水温会更加友好。
就像一场即兴叛逆，一次集体出逃，北大的学生喜欢这样，带一点儿挑衅、霸气和玩世不恭，偶尔打破沉闷的规则，脱离既定的轨道，从循规蹈矩中出逃，从乖学生的身体里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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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出逃都是奔跑跳跃，飞扬跋扈，不得安生的，有些出逃，偏偏是静止不言。
大二那年的平安夜，我和朋友出于好奇，翘课去了王府井大街上的教堂，还一人领到一张温黄的圣诞卡片。深夜的冷风把大街洗得干干净净，为了赶末班地铁，我们在马路中央狂奔。因为开心，我大笑不止，挂在脖子上的手套甩来甩去，像个撒泼的小孩。气温和时间抽着皮鞭，把所有人和车往回赶，仿佛在说，不许贪玩，不许任性。
快到地铁站时，瞥见街道边上，有个人守着满满一车的冰糖葫芦，安坐如佛像。昏沉的路灯下，那车冰糖葫芦就像一座敞着怀的暗红森林。整条大街都在轰轰烈烈地向前奔跑，只有那车冰糖葫芦漠然不动。那是多美的出逃啊！
我边跑边想，要不要去买一根？
我边跑边想，其实，我也可以停下来。
更新时间: 2019-08-25 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