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老师的手提包

发布时间:2019年9月12日 / 分类:故事人生 / 36 次围观 /

美术老师的手提包

文/林一芙

我念的中学是当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除了逢年过节会有“送温暖”的团队到我们学校资助贫困生外,这个升学率排名总是吊车尾的学校,幾乎无人问津。

我上中学的那一年,学校操场还没有铺塑胶跑道,冬天跑起步来会灌进一嘴的沙子。

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总是不耐烦地说:“你们到楼后面站一会儿吧。”因为没有训练场地,所有人都只能乖乖地抱着球在窄小的楼间通道里来回滚。一节课45分钟,对于我们这群有力没处使的熊孩子来说,是枯燥而乏味的。

但这符合大多数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理解——在这样边缘化的学校里,孩子能有个书读就不错了,谈什么艺体教育。

我们学校有个美术老师,姓陈。

她教我们的时候很年轻,三十出头,没结婚,养了一只叫Bobby的哈巴狗,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棉麻衣服,戴夸张的大耳环。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算是异类。

她的办公桌上除了作业以外,总摆着最新一期的《昕薇》和《悦己SELF》。每当她带着一身香水味远远走来,牵着孩子的家长表面上向她问好,背地里议论她:“瞧那个30岁还不结婚的骚货。”

小城里的人不惮用最恶毒的言语来攻击她,因为她从不恼也从不辩解。

家长之间传着她的风言风语。有人说,看见她从一个男人的车上走下来。另一个人就回应道:“可不是嘛,30多岁的老姑娘,还穿得像一个小姑娘似的,不知羞。”周围发出一片“啧啧啧”的声音,其中裹挟着心照不宣,就好像大家都亲眼看见了似的。

她不管那些流言蜚语,依然我行我素,衣服的颜色愈加妖冶浓烈,远看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在我们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人们从没有见过像她这么固执的美术老师。

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数学老师想要占用美术课评讲试卷。

“排的就是我的课。”

她霸占着讲台不肯下去。抱着一沓卷子的数学老师只得悻悻地退出教室。

我们很少见到美术老师生气,唯一的一次是美术老师要教我们国画,让我们提前准备工具。

我们班有48个人,带齐工具的人数只有个位数。

“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的课堂!”美术老师用手指关节敲着讲桌。

她是真的恼了,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怒气,但她的每一个动作又在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这节课我不上了!”

那时候我们还年少,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老师突如其来的愤怒。

美术老师饱受家长的诟病,学生也无法体谅她的美意,就连我们的班主任都有意无意地让我们离那个“奇怪的女老师”远一点。

但我真的很喜欢美术老师。

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喜欢画画,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我喜欢她铺满办公桌的时尚杂志、衣服、口红,以及……一个手提包。

美术老师有一个很好看的手提包。包体是撞色的菱格纹,颜色跳脱又扎眼,包带上系着绿白相间的丝巾。

14岁的我从来没有出过小城,见过的手提包仅限于杂货店柜台里的那些。老旧的款式、拙劣的针脚、劣质的包边,完全无法和美术老师的手提包相提并论。

每次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都期待着美术老师将包提起。它是那么轻巧,金属扣相互碰撞发出的声响是那么好听,简直令人迷醉。

我开始幻想着10年后的自己,也提着这样一个手提包,昂首挺胸地走在人群里。

我想要一个和美术老师一模一样的包——这是我14岁时说不出口的奢望。

美术老师每节课都会挑选一些名画,彩印出来让我们欣赏。其中就有波普艺术名家安迪·沃霍尔最经典的《玛丽莲·梦露》——画面中,有色彩斑斓如万花筒一般的玛丽莲·梦露。

全班同学都“哧哧”地笑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梦露捂着裙子的画面。男生们在幻想她底裤的颜色,却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只能偷偷捂着嘴;女孩们想着裙子下纤细白滑的大腿,幻想那是自己10年后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已经14岁了,开始长出微微的乳峰。同班的女生对于这件事情避之不及,越来越多的人穿起了松松垮垮的校服,弓着背走路。

为了穿宽松的校服上衣,只能搭配同号码的宽大校裤。女孩们将裤脚卷到脚踝上,然后在雨天的黄泥操场上,裤脚被踩得破破烂烂。

可我不喜欢。

我喜欢日式的校服,把身体包裹得紧紧的。照镜子的时候,身体侧面就好像山峰起伏般格外好看。

我央求母亲把校服改小一点:“衣服大了不好看。”

“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小孩子的衣服舒适才重要嘛!”母亲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帮我把校服改小了。

就这样,我成了全班唯一一个穿着合身校服的人。

我们学校的课间操是由班委们轮流领操的,那段时间恰好轮到我领操,不知道谁传了一句“初二(3)班的领操胸那么大还挺着”这样的话。跳跃运动的时候,其他班的好事小男生盯着我议论:“她跳了,她又要跳了。”每当我跳得稍高一些,人群里就会爆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

我觉得害怕了,好像自己背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不敢跳,只能微微地做出一个动作,但背后仍然传来一阵哄笑,令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我开始厌恶这套校服。我暗暗发誓,回家之后就把它永远压在箱底,再去买一套和大家一样松松垮垮的校服,这样就不会被人取笑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拿美术作业。和往常一样,全班48个人,只有20个人交了作业。

美术老师正在接电话,让我先坐在她的座位上。我坐在她的凳子上,穿着改小的校服,梦想中的手提包近在眼前。我忍不住偷偷地伸手摸了摸,手感是沙沙的,和母亲在折扣店买的几十块一个的包完全不一样。做完这蓄谋已久的举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得偿所愿的小偷。

美术老师打完电话,余光瞥到我改小的校服。

“改得好看。”她不经意地说。

可这4个字,好像敲在我的心上。

“尽管我和别人不同,但我是好看的、漂亮的、令人欣赏的……”这种从未有过的念头,突如其来地冲进了我的脑海里。

我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一直想说的话:“老师的包真好看啊,我也很想有一个。”

“这个包很难买到了。”她拿作业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几秒,好像从未想到有人能欣赏她的品位,“你很喜欢吗?”

听到这句话,我掩不住失望,但仍木讷地点了点头。

她像是个受宠若惊的小孩,还有几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得意,随即把包上的丝带摘下来,递到我手上,说:“不用失望,虽然包买不到,但这个丝巾送给你吧。”

我得到了梦想的手提包上的一条丝巾,如同做梦一般。

中考的前100天,学校举行了一个誓师大会。那天我穿着改小的校服,偷偷地把美术老师给我的丝巾系在脖子上。

我昂着头,觉得自己很美。

班主任在台上痛心疾首地说:“你们要把头磕破了念书啊。我们跟别人拼不了师资,我们拿不到最权威的预测考题。你们只能靠自己拼啊……”

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脖子里。丝巾上带有体温,别人看不见,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

此刻的班主任也不再面目可憎,而是圆乎乎的有一丁点儿可爱。我抬眼一看,突然有一种神奇的幻觉:班主任的形象就好像安迪·沃霍尔的画,一下子变幻出朦朦胧胧的7种颜色——一会儿是铁青的,一会儿是惨白的,一会儿是鲜血一样鲜艳的红……

当我欣赏自己,我开始觉得整个世界都美得像一件易碎的艺术品。

我的中学时代,距现在已经10年了。

前一段时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波普艺术真迹珍藏展的开幕式。揭幕的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时代的操场上。

那个白净消瘦的美术老师,提着绿白相间的手提包站在黄沙漫天的操场上。

“无论何时都要坚持自己,不要因为畏惧人言,而敷衍自己的人生啊!”她伏在我耳边说道。

她在疲惫的世界里活得像个姿态昂然的女英雄,撞向每一堵坚硬冰冷的墙,哪怕头破血流,也依然生猛——尽管在那个闭塞年代的学校里,连坚持美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但她的的确确用一只手提包,影响了一个女孩的14岁。

就像电影《熔炉》里说的那样:“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让我们不被世界改变。”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寻找一个理由,让生命不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哪怕一路风尘仆仆,哪怕被人看轻指责,我們仍旧是为了享受美而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在制造“活着”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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