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芙
我念的中学是当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除了逢年过节会有“送温暖”的团队到我们学校资助贫困生外，这个升学率排名总是吊车尾的学校，幾乎无人问津。
我上中学的那一年，学校操场还没有铺塑胶跑道，冬天跑起步来会灌进一嘴的沙子。
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总是不耐烦地说：“你们到楼后面站一会儿吧。”因为没有训练场地，所有人都只能乖乖地抱着球在窄小的楼间通道里来回滚。一节课45分钟，对于我们这群有力没处使的熊孩子来说，是枯燥而乏味的。
但这符合大多数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理解——在这样边缘化的学校里，孩子能有个书读就不错了，谈什么艺体教育。
我们学校有个美术老师，姓陈。
她教我们的时候很年轻，三十出头，没结婚，养了一只叫Bobby的哈巴狗，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棉麻衣服，戴夸张的大耳环。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算是异类。
她的办公桌上除了作业以外，总摆着最新一期的《昕薇》和《悦己SELF》。每当她带着一身香水味远远走来，牵着孩子的家长表面上向她问好，背地里议论她：“瞧那个30岁还不结婚的骚货。”
小城里的人不惮用最恶毒的言语来攻击她，因为她从不恼也从不辩解。
家长之间传着她的风言风语。有人说，看见她从一个男人的车上走下来。另一个人就回应道：“可不是嘛，30多岁的老姑娘，还穿得像一个小姑娘似的，不知羞。”周围发出一片“啧啧啧”的声音，其中裹挟着心照不宣，就好像大家都亲眼看见了似的。
她不管那些流言蜚语，依然我行我素，衣服的颜色愈加妖冶浓烈，远看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在我们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人们从没有见过像她这么固执的美术老师。
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数学老师想要占用美术课评讲试卷。
“排的就是我的课。”
她霸占着讲台不肯下去。抱着一沓卷子的数学老师只得悻悻地退出教室。
我们很少见到美术老师生气，唯一的一次是美术老师要教我们国画，让我们提前准备工具。
我们班有48个人，带齐工具的人数只有个位数。
“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的课堂！”美术老师用手指关节敲着讲桌。
她是真的恼了，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怒气，但她的每一个动作又在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这节课我不上了！”
那时候我们还年少，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老师突如其来的愤怒。
美术老师饱受家长的诟病，学生也无法体谅她的美意，就连我们的班主任都有意无意地让我们离那个“奇怪的女老师”远一点。
但我真的很喜欢美术老师。
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喜欢画画，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我喜欢她铺满办公桌的时尚杂志、衣服、口红，以及……一个手提包。
美术老师有一个很好看的手提包。包体是撞色的菱格纹，颜色跳脱又扎眼，包带上系着绿白相间的丝巾。
14岁的我从来没有出过小城，见过的手提包仅限于杂货店柜台里的那些。老旧的款式、拙劣的针脚、劣质的包边，完全无法和美术老师的手提包相提并论。
每次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都期待着美术老师将包提起。它是那么轻巧，金属扣相互碰撞发出的声响是那么好听，简直令人迷醉。
我开始幻想着10年后的自己，也提着这样一个手提包，昂首挺胸地走在人群里。
我想要一个和美术老师一模一样的包——这是我14岁时说不出口的奢望。
美术老师每节课都会挑选一些名画，彩印出来让我们欣赏。其中就有波普艺术名家安迪·沃霍尔最经典的《玛丽莲·梦露》——画面中，有色彩斑斓如万花筒一般的玛丽莲·梦露。
全班同学都“哧哧”地笑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梦露捂着裙子的画面。男生们在幻想她底裤的颜色，却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只能偷偷捂着嘴；女孩们想着裙子下纤细白滑的大腿，幻想那是自己10年后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已经14岁了，开始长出微微的乳峰。同班的女生对于这件事情避之不及，越来越多的人穿起了松松垮垮的校服，弓着背走路。
为了穿宽松的校服上衣，只能搭配同号码的宽大校裤。女孩们将裤脚卷到脚踝上，然后在雨天的黄泥操场上，裤脚被踩得破破烂烂。
可我不喜欢。
我喜欢日式的校服，把身体包裹得紧紧的。照镜子的时候，身体侧面就好像山峰起伏般格外好看。
我央求母亲把校服改小一点：“衣服大了不好看。”
“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小孩子的衣服舒适才重要嘛！”母亲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帮我把校服改小了。
就这样，我成了全班唯一一个穿着合身校服的人。
我们学校的课间操是由班委们轮流领操的，那段时间恰好轮到我领操，不知道谁传了一句“初二（3）班的领操胸那么大还挺着”这样的话。跳跃运动的时候，其他班的好事小男生盯着我议论：“她跳了，她又要跳了。”每当我跳得稍高一些，人群里就会爆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
我觉得害怕了，好像自己背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不敢跳，只能微微地做出一个动作，但背后仍然传来一阵哄笑，令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我开始厌恶这套校服。我暗暗发誓，回家之后就把它永远压在箱底，再去买一套和大家一样松松垮垮的校服，这样就不会被人取笑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拿美术作业。和往常一样，全班48个人，只有20个人交了作业。
美术老师正在接电话，让我先坐在她的座位上。我坐在她的凳子上，穿着改小的校服，梦想中的手提包近在眼前。我忍不住偷偷地伸手摸了摸，手感是沙沙的，和母亲在折扣店买的几十块一个的包完全不一样。做完这蓄谋已久的举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得偿所愿的小偷。
美术老师打完电话，余光瞥到我改小的校服。
“改得好看。”她不经意地说。
可这4个字，好像敲在我的心上。
“尽管我和别人不同，但我是好看的、漂亮的、令人欣赏的……”这种从未有过的念头，突如其来地冲进了我的脑海里。
我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一直想说的话：“老师的包真好看啊，我也很想有一个。”
“这个包很难买到了。”她拿作业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几秒，好像从未想到有人能欣赏她的品位，“你很喜欢吗？”
听到这句话，我掩不住失望，但仍木讷地点了点头。
她像是个受宠若惊的小孩，还有几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得意，随即把包上的丝带摘下来，递到我手上，说：“不用失望，虽然包买不到，但这个丝巾送给你吧。”
我得到了梦想的手提包上的一条丝巾，如同做梦一般。
中考的前100天，学校举行了一个誓师大会。那天我穿着改小的校服，偷偷地把美术老师给我的丝巾系在脖子上。
我昂着头，觉得自己很美。
班主任在台上痛心疾首地说：“你们要把头磕破了念书啊。我们跟别人拼不了师资，我们拿不到最权威的预测考题。你们只能靠自己拼啊……”
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脖子里。丝巾上带有体温，别人看不见，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
此刻的班主任也不再面目可憎，而是圆乎乎的有一丁点儿可爱。我抬眼一看，突然有一种神奇的幻觉：班主任的形象就好像安迪·沃霍尔的画，一下子变幻出朦朦胧胧的7种颜色——一会儿是铁青的，一会儿是惨白的，一会儿是鲜血一样鲜艳的红……
当我欣赏自己，我开始觉得整个世界都美得像一件易碎的艺术品。
我的中学时代，距现在已经10年了。
前一段时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波普艺术真迹珍藏展的开幕式。揭幕的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时代的操场上。
那个白净消瘦的美术老师，提着绿白相间的手提包站在黄沙漫天的操场上。
“无论何时都要坚持自己，不要因为畏惧人言，而敷衍自己的人生啊！”她伏在我耳边说道。
她在疲惫的世界里活得像个姿态昂然的女英雄，撞向每一堵坚硬冰冷的墙，哪怕头破血流，也依然生猛——尽管在那个闭塞年代的学校里，连坚持美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但她的的确确用一只手提包，影响了一个女孩的14岁。
就像电影《熔炉》里说的那样：“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让我们不被世界改变。”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寻找一个理由，让生命不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哪怕一路风尘仆仆，哪怕被人看轻指责，我們仍旧是为了享受美而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在制造“活着”的假象。
更新时间: 2019-09-12 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