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雪莲
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女子的青年时代应该怎样度过才能没有遗憾。
“还没长大就老了”，这就是我对自己青春期的概括。上中专时，同学们都含蓄地说我“成熟”，实际上我知道他们在说我长得老气。因过分自尊而带来的自卑，或者是因自卑而掩盖过了头，显出一种俗气的老练。那种假装，像未发育好的胸脯里夹着两根大骨头，硌得自己生疼，还硬生生地端着不肯卸下，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十三年的学龄，我换了七个学校，真是想不敏感都不行。小学四年级，爸爸带我去兰州上学，就近报了西固区第二小学。开学都一周了，人家学校还不吐话，才知道省城的学校高不可攀。爸爸又是个不会做思想工作的拙舌之人，他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焦虑。某一个下午，他把我抱到自行车上飞奔至二小教务处，说是学校同意收下我，但怕我这个小山沟里来的娃娃跟不上本校学生，要先测验一下，如果不行就留在三年级。我立马就紧张得上不来气。
教导主任是一个胖而优雅的女人，短短的卷发，不漂亮，但那种盛气凌人和标准的普通话符合我对城里人的所有想象。我在哈溪读三年级时已经留过一级了。六岁上的一年级，当时的小学还是五年制，妈妈说等我上初中时得去河对面，太小了自己过河很危险。那时我们的龙滩河上确实没有一座像样儿的桥。刚开始时是两根木头，后来什么人换了一个废弃的铁轨，再后来铁轨边又加了根木头。
所以面对那个胖教导主任，我的心卡在嗓子眼里堵得说不出话来，低下头倒着气不敢看她的脸和眼睛，实际上她的眼睛小而锐利，早把我这个土包子看得散成一堆了，捏都捏不住。她嫩白的手里拿着一本练习册，指点着几个题，小数点乘法，我居然鬼使神差都答对了。她不相信似的又看了我一会儿，最终同意我上四年级。我这把散土方从地下慢慢聚拢起来，恢复了人形。
红衣服、绿裤子、双股辫、哈溪话。西固二小四年级一班炸了锅，围着看一个天外来客，还有一个男生打口哨。后来我知道男生叫陈志强，他会跳“迪斯科”，给我们班最漂亮的小琴传纸条：“小琴，我喜欢你。”我当时连“喜欢”是啥也不知道。多么时髦的城里人呀！
我开始学着说普通话，拼命学习，拼命要融入城市。“六一”儿童节，他们挑了漂亮的女生跳舞，沒人叫我;五年级，还是没人叫。六年级，我的成绩进了前五，作文进了前三，苏老师叫全班同学一起跳集体舞，白衬衫蓝裙子，我因为个子高，站在倒数第二排。“娃哈哈啊，娃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兰州市第六中学初一四班，我的初一。教英语的电线杆吕老师是班主任，他的发音为我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朴实得跟我一样土气的男同桌噘着一副厚嘴唇，数学题做得飞快;小学的班花小琴继续跟我一个班，她又收过许多张纸条，有非常可爱的苹果肌;喜欢过我也被我喜欢过的班草隆，在英语书上写着“dear”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最好的朋友琳，一个俊秀内向的回族女孩，十八岁时为隆自杀了……初中一年级，怎么就会有那么多的回忆呢？十三岁，我的童年被强行终结，青春期在这一年里提前启动、提前透支、提前催熟了。
初二，又随爸爸的工作调动转到了永登县柳树农中，全是农村学生，我倒成了一个城里人，他们躲着我，在背后说我是“兰州沙果子”。我孤单地坐在油库接送学生的大轿车里，看窗外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一株一株地变绿、又变黄。
中考前，政策要求要到户口所在地参加小中专考试。一个薄凉的早晨，我踩破龙滩河上的薄冰，绕过一丛丛熟悉的马莲墩，走进了天祝县哈溪镇龙滩中学校门，这个位于我的村庄对面的乡中学，我之前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故乡，故乡人，并没有给予我想象中的温情。敏感的青春期，遍地都是假想敌。
当时中考执行的是预选制，县教育局分配给各个初中参加小中专考试的名额，各校再根据名额进行预选。龙滩中学总共才分到了四个预选名额，也就是说，只有预考前四名的学生才有资格去县上参加小中专考试，其他人考高中，全班共二十四人。小中专是当时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法宝，我，硬生生夺走了他们中某个人的一次机会。
我还没到龙滩中学，本村的一个男生就自动退学了，他给同学们说，人家从城里来的，我们哪里竞争得过呀！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在永登上的也是农村中学。人们总是对陌生的地域抱有莫名的仰慕和敬畏，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去了没几天，就有同学看不惯我了——我个子太高，穿着紧身的裤子，还戴着眼镜儿，上课朗读课文会用普通话，英语测验居然能考一百分。当时龙滩中学从初二第二学期才开始有了个勉勉强强的英语老师，当然不能与我竞争——我的英语可是在兰州六中吕老师那里打的底子，还不断地收到隆寄来的兰州市英语统一检测试卷和答案。
如今想来，我当时可能是得意而带有一定优越感的——我只计算了自己受伤的阴影面积，却没有计算我伤他们的阴影面积——都是十五六岁心高气傲的年纪，谁又能包容谁的缺点，谁又能欣赏谁的优点！
中午，同学们一律在学校学习不回家，我却是以前养成的习惯，啥也不拿轻松地回家吃午饭，还要睡上一会儿才回去。每次上课前几分钟，我像老师一样镇定地踩着点回到校园，我的同学们正在背单词、背定理。他们中大多数都躲着我，不愿意与我说话。也有人惊讶地问我去干吗了，我也惊讶地回答，去吃饭了呀！你们不吃么？他们很气愤地说，我们从上了中学就从来没吃过午饭，我们一直在啃冷馍馍。
语文课，老师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连低年级的班上都在传阅我的本子;英语课，老师谦逊地问我某一个句子的进行时态;音乐课，老师让我代她给大家教流行歌曲《一无所有》;政治考试，我只用了半小时就答完了所有题目，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几天后我发现他们中午在拿我的眼镜取乐。有人告诉我说中午我走后，班里每一个同学都戴着我的黑框眼镜在讲台上演老师。有一天中午我回去得早，黑板上霍然画着一个戴眼镜儿的我，穿着西装，扎着高高的马尾辫，旁边引申出关于我的想象——几个代表金钱的元宝——那就是他们心目中俗气的我，为金钱为地位而学习的我，趾高气扬的我……
那个年纪，如果有人说你爱钱爱权简直比骂你的祖宗八代还惨。我体会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也学会了“草木皆兵”。就连有人夸我手白，我都会以为是在讽刺我不劳而获。集体劳动时男同学们互相打闹，也以为是在影射我，愤怒地还以白眼，却因不会骂人反叫人家骂了个痛快……“他们是在排斥我，容不下我”。我又一次自动将自己孤立起来，用小刺将自己屏蔽起来，敏感而尖刻。
预选考试前的一个晚上，学校门口放电影。同学们都挤作一堆，我也挤在人群里。一个邻村的小伙子问班上一个男生，这个戴眼镜的是你们老师还是同学？那个男生幸灾乐祸地回答说是同学。小伙子和他的同伴哄堂大笑，这么大的丫头还在念书？还戴个眼镜？在那些没进过校门的人眼中，农村里只有老汉或者是老师才戴眼镜。我羞臊至极，从人群中怏怏离去，根本不记得当时演的是什么电影。只记得那晚被云遮蔽的月牙儿，还有一角塌陷的乌黑天空。
十五岁，身高一米六。我真的看起来很大，大到应该出嫁生孩子了吗？我痛恨着自己的身高和长相，又不肯就此低头服输，更加的清高孤僻了。
幸亏预选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选择回家去复习，不用再待在学校里。正式考试前，爸爸带我去永登县城买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让我自己挑选衣服。当我在一件大红色的夹克服前驻足时，他的眉头皱紧了。这是一件拉链衫，苫不住屁股，太时尚，还贵。错过了那件红衣服，之后的整个市场都被我挑剔殆尽——爸爸妥协，返回去买了那件红衣服。
我穿着那件红衣服参加了小中专考试，然后回到龙滩中学参加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我步行去古城街上给同学们买纪念品。大红的夹克衫，银灰色的西裤，半高跟的黑布鞋，我甩着双马尾、脚底下安着弹簧，走得花见花开、云见云飞。因了这件时尚的红衣服，也因了一个多月待在家里的自由自在，我的心情大为改观。
過了古城大桥，太阳刚刚升起来，六月清晨的阳光打在脸上，越发觉得空气清新、岁月美好。一辆自行车戛然停在我面前，两个男生笑呤呤地问候我，紧接着好几辆自行车停在我面前。都是我在龙滩中学的同学，他们也相约着去古城买东西、照相。他们个个打扮一新，心情愉悦，亲热地围着我，打听我这一个月的行踪。一个叫金仓的男同学用自行车载着我，其他同学的自行车跟在我们后面，好像一个小小的车队，载着我们向古城、向青春时代飞速奔去……
毕业典礼简单而隆重。校长讲话，班主任讲话，学生代表讲话，然后就是拍照。全班同学跟老师们合影，同学们分别跟各科老师合影，关系要好的同学合影。同学们忽然变得宽容而热情，争相与我合影，索要我的照片，送精美的笔记本给我，有的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约我去山里摘枇杷花。
我的单人黑白小照分别洗了好多张一寸的和二寸的送大家。班里一个男生戏谑：“把底片给我吧，我要洗上一百张，贴在我家的墙上。”贴墙上的当然应该是明星照了，大家在教室里笑得好大声，我一点儿也没听出来讽刺和愤恨，全是真诚，全是留恋，全是祝福。
两个月后，穿着那件红衣服，提着行李，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武威地区的财贸学校，一个培养基层会计专业人才的小中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我都知道，三年后，我将走向社会，我是青年了。
更新时间: 2019-09-20 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