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黎
那个年代的资讯还很落后，正所谓“耕地靠牛，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村头老树顶端架设的那个高音喇叭，神经质地吼叫几声，成为村民听到一句是一句的全部信息来源。当正规渠道的信息聋哑时，民间的小道消息便会乘虚而入，宛若尘埃纷纷扰扰。
高考完毕，是漫长的等待期。随着日子的叠加，考生的心拧得越来越紧，悬得越来越高，既盼着命运攸关的宣判尽快来临，又惧怕那一刻来临时自己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我就陷入这样的忐忑与惶恐中，焦虑得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时间拖得越久，谣言就越是被渲染得有鼻子有眼。在村民唾沫四溅的热议中，某村的某某某已被录取，或某单位的某某某已领到了入学的通知书……每一则这样的传闻，都仿佛是抡向我的一根闷棍，击打得我摇摇欲倒。母亲看到我整日郁郁寡欢，便于某天清晨，孤身前往县城打探究竟，直至傍晚时分，她才拖着疲惫之躯蹒跚归来。母亲告诉我川道的河里突发洪水，她坐在河岸等到日头偏西，洪水依旧毫无退却的迹象，于是只好起身返回，顺道去了一趟舅舅家。母亲从舅家带回西红柿和黄瓜之类，分发给我吃，用以安抚我的情绪，而我却拒绝将手伸出去接。
那天晚上，我心慌慌，意乱乱，辗转反侧，竟一秒钟都未曾合眼。天亮后随村上的男女务工者，赴村旁坡下的航空研究所干活，一路尽管无言，但内心却狂浪翻滚：你也许天生就是抱石头的命，是打牛后半截的命，还是要认命啊！
暑期烈日炎炎，生产队承包的工程，是为一道垮塌的坝墙砌石，而分配给我的活计，则是把三轮拖拉机一趟趟运来的一块块石头，来来回回地抱给砌石的工匠。干了一大半天，累死累活，衣服被汗水浸湿得足以拧出水来，腿脚僵硬得犹如杠木和生铁。午饭敷衍了事地啃过几口干馍，而后坐在一座厂房的背阴处歇息。背贴墙瘫坐，头昏脑胀，本想稍微迷糊一会儿，却怎么都睡不着。就在这时，村里的老支书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阴凉处，坐在了我的近旁。老支书与我搭话，问我今年考得如何？我摇头说不行。老支书语重心长道：娃呀，学习不下功夫，那就只有抱石头了。接着他指着在马路上穿梭往来的研究所职工说：这些人不用像咱一样地出牛马力，却吃得好，穿得好，你知道为啥吗？那是因为人家都考上了大学。
下午复工，任凭队长喊破嗓子，我都坐在原地岿然不动，颇有几分死皮赖脸罢工的意味。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一群姑娘扯長嗓子，在“大学生——，大学生——”地喊我，我冷眼斜睨她们，既不搭理，也不回应，猜想她们不过是在拿我开涮，故意讥讽我的名落孙山。但继而，队长朝我招手，并高喊着：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了有好事告诉你。我这才起身，懒洋洋地朝工地走去。
队长一见我，就说：娃呀，你考上大学了！并说刚喊我大学生的这几个姑娘，去城里装沙子时，路遇在村校教书的老师，老师告诉她们，县衙前贴出了高考中第者的榜单，在那张大红喜报上，我的名字位列其中。
队长说：是真是假，你坐着运沙车去衙门前亲眼看看，心里就会有底的。
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研究所负责监工的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处长，过去从未正眼瞧过我，此刻却冲着我笑，且不无感慨：真的是红萝卜拌辣椒，吃出看不出，长得这么黑的，还能考上大学？
司机礼让我坐进他的驾驶室，舌头柔软而语调温和。而那些装沙子的姑娘，却在他极不耐烦的拒绝声中，被一律赶上车厢，她们的手紧抓着车帮，迎风而立。
运沙车在衙门前停靠，我下车朝榜单走去。抬头扫描，果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文科生上榜者共八人，我位居第三，为当年本县唯一考中的应届生，也打破了高考恢复以来文科应届生的零中榜记录。
坐运沙车返回工地，当听说我上榜确有其事时，工地上一片喧嚷之声，有人叹羡，有人恭维，也有人醋意大发，言及考上大学也没啥了不起云云。诸多的人劝我回家去休息，说这种粗活本就不属于大学生干的。但我磨蹭着不肯退场，担心提前离场会被扣除工分。然而很快，队长就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你回你的，我给你记全天的工分。
于是我扛起铁锨，离开工地，在太阳高悬半空之时，返回到村里。一走进村子，我就明白我考上学的消息，已传遍村子的角角落落，因为每个见到我的人，都呈现出一副春暖花开的温煦表情：有人在表达着恭贺，有人在嘘寒问暖。
更新时间: 2019-10-12 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