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长夜里关掉了黎明

发布时间:2019年9月6日 / 分类:故事人生 / 睡前故事

他在长夜里关掉了黎明

文/ 血血理

他伸手关掉了我的黎明,把我一个人留在漫长的黑夜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摘自《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01

“季娜!季娜!他来了!”安尼娅的小脑袋探了进来。

她的头发上绑着一条绿色的丝巾,款式很旧了,看起来是妈妈的嫁妆被她偷了来。小家伙最近很爱打扮,星期三那天,她甚至踩着一双像小船一样的高跟鞋来学校,被罚光着脚在教室后面站了一上午。

“谁?”我的目光没有离开我的书本,这一页才读到一半。

“他呀,哎呀!”她着急地跺脚,见我不理她,转头便跑了。

我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她飞快地下楼梯,然后冲出门外。

“维塔利!”

“这是谁呀?”那个声音透过绿荫,传到二楼来,“啊,原来是我们的公主殿下。”

安尼娅对这一套显然很受用。

而我也猜得出来,这会儿安尼娅一定是学着真正的公主那样向他行屈膝礼。而他也会摘下帽子,向小家伙鞠躬致意。

“维塔利,你是不是送照片来了!”安尼娅甜美的嗓音又响了起来。

“是的,公主殿下,不过……”他说,“我得先把要紧的东西交给你们的老师。她在哪儿?”

我盯着那一行字,“女孩穿过森林,想要找到切换黑夜与白昼的开关……”耳朵却在捕捉——他穿过院子,上楼,敲门,然后喊我的名字:“季娜。”

我要怎么形容他呢?我只是个生活老师,我无法像教俄文的娜塔莎写出美丽的句子,也无法像教算数的尤拉那样把世界精简为数字,我熟悉的只有整理房间和洗衣服,但在我洗好的床单晒到院子里的挂绳上时,风簌簌地吹起那些白色的床单,我便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他的名字,维塔利。还有他的灰色眼睛和黑头发。

“我给你带了新朋友来。”他递过来一个玩具熊,“我在莫斯科旅行时,在一家餐馆的桌子底下发现了它。小家伙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所以我就把它带来了。”

我把那毛茸茸的一团接过来,小熊的毛发因为油污结成一缕一缕的,身上的蓝色小衣服也沾上了菜汤的油渍。小可怜儿,我会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你摆在窗台上晒太阳。

“它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我还没来得及取。”他说,“拜托你了。”

他走到桌子边上,看见我摊开的书。

“你在读什么?”

“一本童话。”我其实挺想告诉他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永远活在黑夜里的小女孩,独自一个人住在森林里想要找到白天的故事。可我的嘴很笨,我怕讲不好。

“季娜,我渴了。”他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红茶?”

他点点头:“谢谢。”

“要加点牛奶吗?”

“不用,谢谢。我讨厌牛奶。”

我把杯子递给他,他接过去,一饮而尽。

“现在你该去给孩子们送照片了。”我下了逐客令,“再晚他们就要开始上下午的课了。”

他站起来,遗憾地耸了耸肩:“季娜,你真是块石头。”他颀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一会儿我便听见孩子们的欢呼声。上一回他给孩子们拍了很多运动会的照片。

我发愁地看着那只脏兮兮的小熊,它也发愁地看着我。

“我现在还不能把他留下来。”我告诉我的小熊,“还没到时间。”

“不过从今天起,你就叫小金了。”我要先去烧壶热水,然后给它洗个澡。

阳台上有几盆植物,是我种的,在那旁边,坐着许许多多小熊的“小朋友”,来自世界各地。都是维塔利先找到它们,然后转交给我,他的原话是,这些小家伙可以组成一个幼儿园,而我是园长。

维塔利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这是娜塔莎老师形容他的话。

“你们认识多久了?”她在办公室一边抠指甲一边问我,她挺瞧不上维塔利的,觉得他既不稳重又荒唐,可她又挺爱问我他的事情。

“快七年了。”我说。

娜塔莎瞪大了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几秒钟,最后迟疑地问:“你今天几岁了?”

“十七。”我说。

02

“咔嚓——”

那年我十岁,蹲在地上看一群蚂蚁搬东西。听见那个声音,我转头便看见坐在草垛上拿着相机的男孩。

“季娜,”他跳下来,“我听见他们这么叫你。”

他应该是看到了刚刚离开的那些男孩,男孩们围着我起哄,叫我“石头人季娜”,只因为我在教室沉默寡言,他们觉得逗弄我很好玩。

“你在偷拍吗?”我指了指他的相机。

他听到这句话,很不满:“什么偷拍?我是乌克兰最了不起的摄影记者。”

“你看起来顶多十五。”我小声嘟囔。

“这有什么关系!”他提高嗓门,想要掩饰自己的心虚。

“喀喀——”他故作深沉地朗读,“本报讯,季娜正在观察蚂蚁——到时候等照片洗出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报道了。”

我点点头:“到时候让我看看。”

只有我不会戳穿他那时虚弱的自尊心。我虽然感觉被冒犯,却不知该怎么回击。

我是个迟缓的小孩,长大得比别人要慢一些,校长先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没有父母,是校长先生让我在这所学校念书,又匀了一间宿舍给我。我的脑袋笨,他就说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因为上天希望我这一辈子都是个小女孩。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福气。”他说。

我很相信他,所以即便是有孩子找我的麻烦,我都告诉自己这是他们嫉妒我的缘故。可是维塔利打乱了这一切,他住在隔壁街,当然上的不是我们这种公立学校。他有钱的老爸送他上了私立学校,那所学校提倡自由发展。所以——

维塔利光明正大地向他老爸提出了买相机的要求。这台机器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奢侈品,但我们常常看见维塔利在附近的街区走来走去,脖子上挂着那架明晃晃的徕卡相机。他见到感兴趣的东西,就按下快门,一拍好几卷,然后送到暗房去,洗出厚厚一沓相片来。

现在想起来,都是些顶无聊的内容——洛夫娜太太爬梯子时裙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或者茹克爷爷整理花圃时打碎了一盆花……维塔利都会拍下来,可他的照片能让人听见声音,是活的。

我这样和他说的时候,他惊喜地向我反复确认:“真的吗?你没有骗我?”

他有着极其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普里皮亚季的人们都躲着他。然后某一天,他发现了我,一个不会赶他的小傻瓜。

“本报讯,季娜的头发上被人吐了泡泡糖,于是她把头发剪了。”

“本报讯,季娜考了年纪倒数第一,被罚打扫教室一星期。”

“本报讯,季娜砸坏了维塔利的相机,不料维塔利又买了新的。”

……

维塔利那里我的照片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质问他:“为什么总是拍我?”

他也愣了,没想到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他嗫嚅了半天,最后闭上眼,喊了一嗓子:“你好看!我乐意!”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有一天,我在帮校长先生整理办公桌时,猝不及防地开口问正在一旁办公的他。

他惊讶地抬起头,端详了我一会儿,然后问:“怎么了?我的小姑娘?”

我涨红了脸,一口气问了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孩子们说要长大才可以。”

他微微一笑,告诉我:“十八岁,等你十八岁的时候,就能嫁给摄影的小子了。”

我一跺脚跑了出去。这事我没对任何人说,但我牢牢记住了校长先生的话。

维塔利成为真正的摄影记者那年,我留校当了生活老师,负责孩子们的起居生活。我并不向往国外,能待在原来的地方我很满足。

维塔利从不责备我这一点,他也只是不断地离开再回来。

很快了,距离十八岁,我算着日子,沉默而笨拙地爱着他。

那天夜晚,似有预兆一般,我在睡梦中听见小金从窗台上掉了下来。

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台边上,小金孤零零地趴在地板上。弯腰去够它时,只听窗外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感到房子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我以为是地震,抬起头来却看见远方冲天的火光——是核电厂的方向。很快,消防车尖叫着驶过街道。

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不知道的是,这还只是灾难的开端。

那场爆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等同于地狱深渊。

那是1986年的普里皮亚季。

03

“咚咚咚!”有人敲门敲得很急。

我打开门,维塔利闪了进来。

“怎么了?”我看了看时钟,不过清晨六点。

“听着,”他的语气很急切,我又有了那种不好的预感,“现在情况有些坏……不,我想我该对你说实话,情况非常坏。”

“辐电厂爆炸了,核泄漏非常严重,你们很快会撤离这里。我来告诉你就是想让你早做准备。”

“很多人会因为辐射生病,所以你离开后,得去找医生。”维塔利顿了顿,“季娜,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他说了那么多,我却听得一知半解:“辐射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吗?”

“不是,比那严重得多。”

“那你和我们一起走吗?”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问题。

“不,”他说,“大批的士兵正往那里去,得有人把这件事情拍下来。碰巧我是摄影记者。”

“不要去。”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说,“求你。”即使我不懂,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幽默。

他微笑着,轻轻拉开我抓住他胳膊的手。

“军队很快就会来了,你得跟他们走,去莫斯科,听我的。”这个时候,维塔利变得成熟、冷静,这不像他。

我的脑子里很乱,我和维塔利不一样,我的脑子不好用,多数时候是个笨蛋,只能听别人的安排。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瞪着他,眼睛一眨不眨。

他也迎着我的目光,毫不躲闪,然后猝不及防地低下头,亲了亲我的嘴唇。

“季娜,我的小女孩,你真可爱。可我不能带你走。”

然后他拿起帽子,昂首走了出去。

中午十二点,军队就来了。

“你不能把那些东西带走。”那个黑眼睛的军人告诉我。

他指的是我的朋友们,维塔利从各地给我带回来的——毛绒小熊、木头小马、金发洋娃娃……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它们并不会占太多地方。”

“和这个没关系。”他有些不耐烦,“这些东西现在都有辐射了。”

辐射是什么?我以前也在空闲时听过娜塔莎和尤拉的课,她们在课上没有提过这个词。而不过半天下来,这个词就到处都是,出现得比“吃饭”“喝水”更频繁。

我没有别的办法,军人们催促着我们上车,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有些或许比我还小好几岁,我不愿意让他们为难,所以我听从命令上了车。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看见路边有年迈的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推他,他只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最后军人们半扶半抬地把他弄上车,放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我看见老人的眼角流出浑浊的眼泪,他在喃喃自语:“骗子,我根本什么也看不见,都是些想要抢走我家的恶棍。”他狠狠踹了那个想把他扶正的年轻士兵一脚,我仔细看了看那个士兵,他好像还不满十八岁。他皱了皱眉头,然后我问他:“你们接下来要去哪儿?”他笑了笑:“明天就要出发去切尔诺贝利了。”

维塔利,我在心里喊他的名字,我们的民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吗?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但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汽车发动,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往后退去。我熟悉的学校、街道、城市,都消失在车轮卷起的漫天尘沙里。

那一路上,我看见一车又一车和我们一样的人,大家都沉默且羞怯,每个人互相打量着,贫穷和富有的人坐在一起,前所未有地宽容。这让我想起末日的挪亚方舟,

可维塔利不在这艘船上。

04

等我们到了莫斯科,发现那里已经人满为患,像我们这些“切尔诺贝利人”只能住在教堂、学校和空置的房屋里,所以我又在学校的一张床上住了下来。这可能是唯一算得上幸运的事,因为周围的一切让我有种熟悉感。

军人告诉我们,得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而且得反复洗,才能洗掉上面的辐射尘——我并不讨厌这么干,清洗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我至少能从那短暂的二十分钟里获得安宁。

但这种安宁也很短暂,因为我遇到了安尼娅的母亲。

起初我没料到会在莫斯科遇见熟人,所以她喊了我两声我才反应过来。

“安尼娅好吗?”我立刻后悔我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女人的眼圈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变得通红。

“老师,你能去看看她吗?她很喜欢你,或许她看到你以后就能好起来。”女人央求我。

我跟在她后面,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模模糊糊地想起安尼娅的父亲是核电站的工人,她的家就在离核电厂最近的员工宿舍。爆炸那天……该死!

安尼娅的头发被剃光了,她再也没办法绑漂亮的丝巾。她变得很安静,安静得像是一条干涸的河流。有一天我去看她,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所以我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床沿,给她读那个关于白昼和黑夜的童话。

“女孩继续寻找着白天,有一天,她在树下发现了一个男孩。很奇怪,她虽然在黑夜中看不见他的模样,却无师自通地懂得了什么叫温暖明亮……”

中途她打断我:“季娜,维塔利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的心便不可避免地痛了一下。

“秋天,”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她,那时已经是夏天的末尾了,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可是我得守住安尼娅,这是我能想出来的最拙劣的办法,“到了秋天,他就会到莫斯科来。”

可安尼娅一听这话,直接把被子往上拉到遮住脑袋的位置。

许久,她才探出头来,脸蛋红红的,眼睛也是,像是哭过。

“来不及了,”她说,“我来不及让我的头发长出来。”

我居然忘了她有多爱漂亮,我耳边又响起维塔利的话——“季娜,你真是块石头。”

“或许……我可以给你做一顶假发,像洋娃娃那样……”我几乎慌不择路。

“真的吗?”安尼娅认真地看着我,“那我要一顶金色的鬈发。”

她原本的头发是浅褐色,只是她的头顶只剩下密密麻麻的发茬,像是被秋天收割过的庄稼地。

我找到了一些淡金色的旧毛线,拆成一缕一缕,然后再把那些线编在一起。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件事,甚至还给安尼娅编了一条细细的辫子。安尼娅很开心,睡觉的时候还把辫子攥在手心里。

“谢谢你,季娜。”她朝我眨了眨眼睛,“其实我知道维塔利喜欢你,你也喜欢他。可你们表现得像两个大傻瓜。”

那天夜里,我在莫斯科的街上狂奔。我跑出了城,路人纷纷避让,他们以为又有人疯了。我跑到公路上,想拦一辆去普里皮亚季的车,最后,一辆货车停了下来。满脸胡子的司机在听到那个地名后,不可置信地说:“你要回去找死吗?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说:“求求你,你可以把我放到城外,我自己走过去。”

他摇了摇头,把车开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路边,直到黎明来临,也没有一辆车愿意载我去找维塔利。

天亮后,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莫斯科,倒在我的小床上。这应该是某个孩子的床铺,现在被我借用了。我想回普里皮亚季去!回到我自己的学校,那里一定积满了灰尘,但没关系,我可以让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只要我能回去。

1986年的夏天就那样过去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秋天。

05

那只小小的手悬在担架外面,伶仃的手腕像是枯死的树枝,而树梢上绑着一条很旧的绿丝巾。女人号啕的哭声就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秋天才落下第一片树叶,世界却好像早已干枯。

安尼娅没能等到维塔利回来。

我把那本童话书悄悄放进了安尼娅的衣服里,让它跟着她一同下葬。

至于后来的事情?安尼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她的墓前坐坐,和她说一会儿话。有一天,当我给她念完新的故事,草丛里钻出一只小狗来。

它有着湿漉漉的黑眼睛,也不叫。

我问它:“小家伙,你是饿了吗?”然后我掰了一点面包屑给它,它就着我的手吃完,最后舔了舔我的手心。我忽然很想我的小熊。

我没有带它走,它跟了我一段路,最后我把它抱起来,亲了亲它脏兮兮的鼻子。

“别跟着我了。”我说。它像是听懂了似的,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

我走出去几十米,再转头,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冬天被寒风裹着,浩浩荡荡地来了。

直到1987年的5月,恐惧还是没有散去。常常有消息传来,说是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已经解决了,报纸上也登着大大的标题“人民团结起来战胜了反应炉”,但没人让我们回家去。

我的钱已经用完了,得赚钱买面包,于是我去找洗衣服的工作。对方一听我是从“那里”来的,根本没人愿意把衣服给我洗。最后,我在一位好心的老太太那里找到了工作。她叫玛丽,让我帮她修剪草坪。

有一天太阳很好,她搬了张凳子坐在阳台的屋檐下看我干活。我默默地修剪草坪,剪得很慢,仿佛这样就能消磨掉时间。

“你,季娜——”屋檐下的人忽然喊我,“你多大了?”

“十八了,太太。”我毕恭毕敬地回答。

“你去年几月来这里的?”

“四月,四月二十八日。”

“一年多了。”她像是对自己说,然后又向我招了招手,“过来,孩子。”

我走过去,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她笑了笑,并没有对我的不礼貌感到不悦。她说:“季娜,我帮你过生日吧。”

她烤了蛋糕,在上面装饰了树莓。见我一脸困惑,她说:“你还年轻,刚成年,还有很长的日子可以活,年轻人不该忘记这件事。”后来玛丽告诉我,那天她在毫无生气的我身上看到了死亡的形迹。

她切了一块蛋糕递给我,我闻了闻,麦香味勾起了我原始的贪婪。

可是我放下了勺子,乞求地看着她。

“太太,能不能请您帮我找一个叫维塔利的人?”

我找不到他。

几天后,玛丽告诉我,两个月前谢尔盖医院来了个叫维塔利的病人。但她又吞吞吐吐地说,那大概不是我要找的人。

但我根本顾不得她后面说的那些,我跑到医院,问护士有没有一个叫维塔利的病人,从切尔诺贝利来的。

护士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手指了个方向。

我忽然感觉一阵头晕,撑住墙才站稳了。

然后我屏住呼吸,朝护士指的方向找过去。走廊上人很多,我辨认着他们的脸。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然后——

我看见了他。

其实那张脸已经压根儿不像他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维塔利,维塔利。”我轻轻地喊他的名字,直到他苏醒过来。

他的眼皮肿得几乎抬不起来。但我知道他认出了我,因为他微笑了一下。

“维塔利,”我说,“这次,你没有给我带新朋友来吗?”

我在责怪他,他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副模样?

他说:“真对不起,我忘了。”

我许久没说话,医生便过来了,要把他推走。我拦住医生,告诉他我想和病人说一句话。医生点点头,让开了一步。连医生都变得宽容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走过去,俯在他耳边,说得很坚定:“既然你什么都没带来,那现在你是我的了。”

他的睫毛抖了一下,可他什么也没说。

我拥有爱的勇气,居然是从窥见死亡那天开始的。

“他是个英雄。”护士告诉我她听来的消息,维塔利拍下了很多宝贵的画面和影像资料——至于怎么拍到的——那还用说,他和那些军人一样穿着铅背心,戴着面罩,全副武装,到了离反应炉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就算是军人,也规定一次不能超过一分钟,一天不能超过三次。可他不行,他要拍摄的就是一批人撤退、另外一批人又替补上来,他要记录那些年轻无畏的脸。

维塔利·希尔曼,和当初他发誓的一样——

他现在已经是了不起的摄影记者了。

06

医生说,维塔利的情况不好,他的内脏可以检测到七十贝克的辐射,意思就是,现在的他已是一个辐射体了。至于有多糟糕,医生没说。几个月,还是几周?我想从他的眼睛里找到答案,可那里只装着灰白色的麻木。这些天下来,他已经习惯了死亡。

最后我放弃了,我回到病房,告诉维塔利:“我想换一家医院。”

他微笑:“无论诊断多少次,所有的医生都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他知道我在表达不满。

我身体里的野兽叫嚣着,我被它折磨得疼痛不堪。

我凑近维塔利,在我即将亲吻他的嘴唇时,他推开了我。

“你疯了。”他说。

“也许吧。”我微笑着回答。

那段日子里,我常常产生某种错觉,我活在一本即将结尾的爱情或者科幻小说里。因为快要结尾了,我才有了足够的勇气。我常常恶作剧地想,反正他就要死了,他会把我所有丢脸的样子都带到坟墓里去。那是那段时间里唯一能让我快乐的想法。

更何况,我已经十八岁了。

于是,我越发肆无忌惮。

我拥抱他、亲吻他,我的指尖抚摸他的脖颈时,他会抽搐一下,像是濒死的鱼猛地跳起来,然后又“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力气反抗。放到以前,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季娜。”他喊我的声音几不可闻。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他生气了,脸侧向一旁,好半天都不理我。

我常常“忘记”给他盖上被子。我近乎痴迷地看着他的身体,那时候的他已经变得不像他了,他的身体表面的皮肤一点点剥离,奇怪的颜色暴露在空气底下,像是风干的肉,甚至一层层的岩石。

但我依然要看见这些我才安心。

我无法忍受的是白色的被子将那具身体盖住。他已经很瘦了,被子一盖甚至看不出来下面还躺着一个人,他像是凭空消失在那片柔软里。

我还在坚持给他喂牛奶,隔壁房间的年轻太太已经放弃了做这件事。她告诉我:“已经没用了,那些牛奶也不干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微笑着,如同从前在学校,阿廖沙或是卡佳玩游戏把裤子弄得满身是泥,我向他们投去略带责备的眼神。

维塔利也不再说自己讨厌牛奶了,他努力地吞咽,他的喉咙如今变成了机器一样的东西。

他只是常常做梦,噩梦。我被他怪异的嘶吼和呓语惊醒,有时他依然在梦中,他的梦话里有很多我没听过的名字,也有“辐射”“核”“铯”,直到……我听见他喊“季娜,救我”,便叫醒了他。午夜的月光让这一切没有那么可怖,我想起了我的童话故事,还有被我遗弃的窗台上的“家”。

我说:“维塔利,和我结婚吧。”

我想把我的家找回来。

“不行。”他看清是我以后,摇了摇头,嫉妒又疲倦地闭上眼睛,“季娜,你不该在这儿。”

我并不和他争辩什么,只是说“好,没关系”。但那之后的每一天,在他完成一次治疗、喝下一瓶牛奶时、因为我说的笑话微笑时,我都会不经意地提起这件事。

“和我结婚吧,维塔利。”

这样日复一日的求婚,变成了我另外一个盼头。我并不在乎维塔利拒绝我,我眼见着自己变成一只灯下的飞蛾,维塔利就是那盏嗡嗡响的电灯。这并不好笑,因为如果电灯灭了,我要去哪儿呢?我无家可归。

07

瓦西里医生多次警告我,我的身体指标并不妙,最后他叹了口气,告诉我“你不会有小孩了”。后来的事情我是听说的,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喝了两口伏特加后,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烈性的伏特加也没用了,城市正在慢慢死去。

我去街上,那家面包店里空无一人。我盯着橱窗里的面包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旁边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飞奔回医院,维塔利倚在床边看外面的落日,看见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他吓了一跳:“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走过去,从怀里拿出那只小熊。我在面包店里发现的小熊,和当初他送给我的一模一样,脏兮兮的小脸,蓝色的小上衣。“你看,我带回来了一个老朋友。”

他愣愣地看着我,我以为他要告诉我“这只是同一批出厂的玩具而已”,但他说:“季娜,你为什么哭?”然后我的眼泪就掉在了手背上,猝不及防。

我为什么哭?我也无数次问自己,爆炸发生后从未流露出悲伤的我为什么会在那天傍晚掉下眼泪?最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只是以为,找到了小熊,我就能找回我的家园。

那天夜里,维塔利轻轻拍醒了趴在他床边睡着的我。我们的小熊卧在他的枕头上。

“季娜,”他说,“等我好起来,我们一块儿去见我的父母,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结婚。”他说,“你先出去等我,我想收拾一下自己。”

好多天了,他没有这样精神过。我亲了亲他的额头。

“我就在外面。”我说。

他微笑着放开我的手,他甚至在我手心里调皮地划了一下,深灰色的眼睛像是即将到来的黎明。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他说,“本报讯,季娜·伊凡诺维奇·萨维列耶娃小姐与维塔利·希尔曼结为夫妻。”

于是我离开房间,为他关上了门。我走到医院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条长凳,墙上有一扇窗户,天还没亮,所以那里还是黑黢黢的一片。

我坐下来,才发现自己在发抖。黎明来临之前,我给自己讲完了那本童话故事的结尾。

“女孩终于找到了把黑夜切换成白昼的开关,原来那开关就在男孩的手心里。她握紧他的手,听见‘啪’的一声,她就看见了他的样子,和她想象的完全一样。只要他们牵着手,天就会一直亮着,只要天亮着,就会有太阳,他们就不会冷了。”

我站起来,朝病房走去。

我推门进去,拉开窗帘,晨光在地板上薄薄地涂了一层,像是面包上的黄油。

“我觉得下周五是个好日子,你说呢?其实明天也不错,你知道的,我随时都可以。裁缝店也许不能做礼服了,我可以自己改。

“等我们结婚以后,我想要一个小花园,现在到处都是空地,我们可以找一间住下来,你说种什么花好呢?我喜欢向日葵。

“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孩子,你喜欢女孩吗?像安尼娅那样的,等她长大了,我们带她回普里皮亚季去。”

然后我停止了絮叨,这次是彻彻底底地停了。

我听见死亡的火车从我身后呼啸而过,它追上了我,碾碎了我的心。我愣怔地看着窗户一角缓缓升起的太阳,那大概是我目之所及最干净的东西了,可维塔利没能看见。

他死了。

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一枚刻着他名字的奖章——

维塔利·希尔曼。

我把那枚奖章留了下来,虽然这很讽刺,没人需要死亡换来的荣耀。但这的确是我唯一一件和他有关的东西了。维塔利什么也没留给我,除了那句不像样的誓词。

我曾把他随身带着的相机送去洗,照片洗出来,黑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都是辐射尘的颗粒。

所以很快,我连他的样子也忘记了。医生说我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差,也是因为辐射的影响。

“核”是什么?我到最后也没能弄明白。我只记得有一条绿色的丝巾,因为它总是在我面前荡来荡去。我伸手想抓住它,就会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季娜、季娜,他来了。”

然后是轻轻的脚步声,女孩跑进浓雾里,那里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牵起了女孩的手,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朝我的方向走来。

他伸手关掉了我的黎明,把我一个人留在漫长的黑夜里。

08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4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临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不计其数的清理人被派遣到离反应堆几步之遥的地方,清理灾难后的辐射尘。

其中有很多人不过二十岁出头,都是一些随处可见的普通人。

——原文载于2018年爱格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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